上,我到了鲁迅那里,他正在编辑《莽原》,从抽屉里拿出一篇稿子来给我看,问写得怎样,可不可修改发表。《莽原》的编辑责任,完全由鲁迅担任的,不过他时常把外面投来的稿子先给我看。我看了那篇稿子,觉得写得很好,赞成发表出去。他说作者是女师大的学生,我们都说女子能有这样大胆思想,是很不容易的了。以后还继续写稿子来,这人就是景宋。我那时候有一本诗集,是同《狂飚》周刊一时出版的。一天,接到一封信,附了邮票,是买这本诗集的,这人正是景宋。因此,我们就通起信来,前后通了有八九次信,可是并没有见面,那时,我仿佛觉得鲁迅同景宋的感情是很好的。后来我在鲁迅那里同景宋见过一次面,可是并没有谈话,此后连通信也间断了。以后人们所传说的什么什么,事实的经过却只是这样的简单。可是这种朴素的通信,也许就造成鲁迅同我伤感情的第二原因了。
从手法说,髙长虹不仅不十分高明,而且经鲁迅一揭穿,格外显得十分卑劣的。他在另一写给李霁野的信中说:&ot;《狂飚》的人们,似乎都变了曾经最时髦的党了。尚钺坏极,听说在河南,培良在湖南,高歌长虹似乎在上海。这一班人,除培良外,都是极坏的骗子。&ot;2而鲁迅那篇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说:
新女性八月号登有&ot;狂飚社广告&ot;说:狂飚运动的开始,远在二年之
前……去年春天,本社同仁与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及少数最进步的青年文学家合办《莽原》兹为大规模地进行我们的工作起见,于北京出版之《乌合》、《未名》、《莽原》、《弦上》四种出版物……所用稿件,皆系以个人名义送来;对于狂埯运动,向不知是怎么一回事:如何运动,运动什么。
《鲁迅全集》第11卷,第538页。
同上书,第590页。
今忽混称&ot;合办&ot;,实出意外;不敢掠美,特此声明。又,前因有人不明真
相,或则假借虚名,加我紙冠,已非一次,业经先有陈源在《现代评论》,近有长虹在《狂庵》上,迭加嘲骂,而狂飚社一面又賜以第三次&ot;纸糊的假
冠&ot;,真是头少帽多,欺人害己,虽&ot;世故的老人&ot;,亦身心之交病矣。只得又来特此声明:我也不是&ot;思想界先驱者&ot;此等名号,乃是他人暗中
所知,别有作用,本人事前并不知情,事后亦未尝高兴。倘见者因此受愚,概与本人无涉1。
长虹他们,一面要利用鲁迅这一招牌,一面又在明显地打击他,这也是鲁迅接近青年后,所最痛心的打击。鲁迅曾在写给景宋的一封信中说:&ot;有靑年攻击我或讥笑我,我是向来不去还手的,他们还脆弱,还是我比较的禁得起践踏。然而他竟得步进步,骂个不完,好像我即使避到棺材里去,也还要戮尸的样子。……所以我已决定不再彷徨,拳来拳对,刀来刀挡,所以心里也很舒服了。,,2
不过,在恋爱场合,一个年轻人,和一个中年人竞争,看起来,中年人尽管有若干显著的弱点,然而胜利常属于中年人,这也是鲁迅所以轻取&ot;嫦娥&ot;的快意之举。鲁迅和许景宋的情书,以《两地书》的书名刊行,其中虽有删节之处,大体上,可以使我们看了,不觉得肉麻。鲁迅自言:&ot;《两地书》,其实并不像所谓&39;情书、一因为我们通信之初,实在并未有关于后来的预料的;二则年龄、境遇都已倾向了沉静方面,所以决不会显出什么热烈。冷静,在两人之间,是有缺点的,但打闹也有弊病,不过,倘能立刻互相谅解,那也不妨。三我们以这一本书为自己纪念,并以感谢好意的朋友,并且留赠我们的孩子,给将来我们所经历的真相。&ot;3这话说得很老实。但一个人的情书,都可以公然出
版,而使人读了,不觉得肉麻,其人襟怀坦然,可想而知了。
从鲁迅小说中的分析人性来说,他可以说是烛微窥隐,最能了解人类的灵魂的。
《鲁迅全集》第3卷,第378页。
《鲁迅全集》第7卷,第246页。
同上书,第20页。
但是,我们仔细看看鲁迅对于真的朋友的性格分析,就没有这么真切而确当了。他是说:《狂飚》那一群人,除了向培良都是骗子。而向培良对他的观感究竟如何呢,这倒是有趣的对比。向培良,湖南人。在北京时,他与鲁迅往还很密切。《华盖集》所载的《北京通讯》,便是写给他的,他一直到鲁迅离开北京日止,对于鲁迅都是很推崇的。鲁迅离京前那篇《记谈话》,便是向培良所记的,他在《记谈话》前面有一段引言说:&ot;鲁迅先生快到厦门去了,这实在是我们认为很使人留恋的一件事……人们一提到鲁迅先生,或者不免觉得他稍微有点过于冷静,过于默视的样子,而其实他是无时不充满着热烈的希望,发挥着丰富的感情的。在这一次谈话中,尤其可以显明地看出他的主张;那么,我把他这一次的谈话记下,作为他出北京的纪念,也许不是完全没有重大的意义罢。&ot;1这也可以看到他对鲁迅的景仰与依恋。其后不久,为了他的稿子,引起了《莽原》社的分裂,而他走了知识分子的游离投机的老路,到南京去主编《青春》月刊,反对普罗文学,提倡&ot;人类的艺术&ot;,鲁迅才在上海讲演《上海文艺之一瞥》,对他有所指斥。鲁迅说:&ot;在革命渐渐高扬的时候,他(指向)是很革命的;他在先前,还曾经说,青年人不但嗥叫,还要露出狼牙来。这自然也不坏,但也应该小心,因为狼是狗的祖宗,一到被人驯服的时候,就是变而为狗的,向培良先生现在提倡人类的艺术了,他反对有阶级的艺术的存在,而在人类中分出好人和坏人来,这艺术是&39;好坏斗争,的武器。狗也是将人分为两种的,豢养它的主子之类是好人,别的穷人和乞丐在它的眼里就是坏人,不是叫,便是咬。然而这也并不箅坏,因为究竟还有一点野性,如果再一变而为叭儿狗,好像不管闲事,而其实在给予主子尽职,那就正如现在的自称不问俗事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名人们一样,只好去点缀大学教室了。&ot;2(当时向培良曾在南京的一张小报上写了一篇《答鲁迅》,大意是说:叭儿狗的祖先也是狼,如果鲁迅再攻击他的话,他便要露出狼的牙齿来了)
到了鲁迅去世了,向培良当然可以畅所欲言了。他曾在《〈狂飚〉周刊题记》中说:&ot;十六年初,《狂飚》社与鲁迅先生决裂,那时候,我们的思想已与鲁迅先生渐渐分离。他性情狷急,睚眦不忘,又不肯下人,所不知觉中被人包围,当了偶像渐渐失去他那温厚的热情,而成了辛辣的讽刺者和四处挥戈的、不能自已的斗士。此后鲁迅先生全部的精力消耗于打击和防御中,琐屑争斗猜疑自苦,胸襟日益褊狭,与青年日益远离,卒至于凄伤销铄以死。&ot;我们拿这
段题记来和徐懋庸最后写给鲁迅的信对照着看,那更觉得有趣。&ot;知人则哲&ot;,鲁迅也毕竟是不十分了解人性的呢。
鲁迅在厦门时期,似乎情绪上很消沉,而莽原社的分裂,也给他精神上以很深重的打击。他在一封写给景宋的信中,说:&ot;我的涵养功夫太浅了,有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