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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第1页）

大雁塔通高645米，是一座仿木结构的楼阁式方锥形砖塔，造型简洁，气势雄伟。中唐诗人岑参曾在诗中赞道：

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

登临出世界，磴道盘虚空。

突兀压神州，峥嵘如鬼工。

四角碍白日，七层摩苍穹。

下窥指高鸟，俯听闻惊风。

连山若波涛，奔凑似朝东。

青槐夹驰道，宫馆何玲珑。[23]

大雁塔的恢宏气势，由此可见一斑。塔底层每边皆有石门，门楣上均有精美的线刻佛像。尤其是西门楣的释迦牟尼佛说法图，上部刻有当时庑殿建筑的写真图。塔南门洞东西两侧的砖龛内镶嵌有唐太宗李世民撰《大唐三藏圣教序》和高宗李治撰《大唐三藏圣教序记》碑，两碑均由唐著名书法家褚遂良书写。

提到慈恩寺大雁塔，就不能不说曲江。自唐中宗神龙年间（705‐797）以后，新进士及第，天子赐宴，于曲江聚会宴饮，慈恩塔下题名，以示庆贺，

进士题名，自神龙之后，过关宴后，率皆期集于慈恩塔下题名，同年中推一善书者记之。[24]

曲江游赏，虽云自神龙以来，然盛于开元之末。[25]

这就是人们说的&ldo;曲江宴饮&rdo;和&ldo;雁塔题名&rdo;，无论是曲江宴饮，还是雁塔题名，其用意都是对于科举进士及第者的庆贺。曲江又称曲江池，位于长安城东南角，即大慈恩寺之东。曲江为状如长葫芦之小湖泊，素来闻名，秦时&ldo;宜春苑&rdo;，汉武帝时&ldo;上林苑&rdo;，隋代&ldo;芙蓉园&rdo;，即是指此地。唐玄宗开元年间大加修建，池南有紫云楼、芙蓉苑，西有杏园、慈报寺。池水澄明，花木环映。皇族显官环池构建离宫别馆，每逢上巳（三月三日）、中元（七月十五日）、重阳（九月九日），达官贵人来此畅游酣饮。唐代应科举之文人学士，也都来此雅游。长安是天下的繁华之所，而曲江则无疑是长安最为繁华之地，是官宦享乐之所：

曲江初碧草初青，万毂千蹄匝岸行。

倾国妖姬云鬓重，薄徒公子雪衫轻。

琼镌狒绕觥舞，金蹙辟邪拿拨鸣。

柳絮杏花留不得，随风处处逐歌声。[26]

苑外江头坐不归，水精春殿转霏微。

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27]

曲江可谓万紫千红，鸟语花香，流水潺潺，歌声绵绵，酒意盈盈，画舫悠悠，游宴于曲江之地，恰如神仙一般，其乐何如，怎能不令人陶醉。

而曲江之乐，以上巳节尤为特出。因唐代新科进士正式放榜之日恰好就在上巳之前，故前面所言的&ldo;曲江宴饮&rdo;就是在这个时候举行的。因此，每年的三月三日，是曲江最为热闹的时候，长安城中的达官贵人、皇亲国戚，甚至是皇帝嫔妃都会前来，樽壶酒浆，笙歌画般，宴乐于曲东池上，其盛况可谓空前：

满国赏芳辰，飞蹄复走轮。

好花皆折尽，明日恐无春。

鸟避连云幄，鱼惊远浪尘。

如何当此节，独自作愁人。[28]

是啊，每年这个时候，整个长安城都往曲江而去。曲江之地，人满为患；人迹所至，春光黯淡。但即使如此，又怎能挡得住高官显贵、文人墨客的脚步，消解其酬乐之情于一二呢？更别提及第士子了，他们心情已然陶醉于及第后的喜悦，对于他们而言，曲江越是热闹，他们越是荣耀：

及第新春选胜游，杏园初宴曲江头。

紫毫粉壁题仙籍，柳色箫声拂御楼。

霁景露光明远岸，晚空山翠坠芳洲。

归时不省花间醉，绮陌香车似水流。[29]

雨洗清明万象鲜，满城车马簇红筵。

恩荣虽得陪高会，科禁惟忧犯列仙。

当醉不知开火日，正贫那似看花年。

纵来恐被青娥笑，未纳春风一宴钱。[30]

对于士子来说，享受的是进士及第的那份荣耀，这比什么都重要，都能够让人陶醉。

大雁塔和曲江，对于寒山来说，是一个非常向往的地方。当然，寒山向往的并不是大雁塔和曲江本身的风光，而是它们所包含的意蕴。对于唐代的士人来说，大雁塔和曲江象征着荣耀，而一旦能够得以&ldo;曲江宴饮&rdo;和&ldo;雁塔题名&rdo;，你的整个人生就将改变。这意味着你自此将文名远播，并且美好的仕途也向你敞开了大门。这是多少读书人所梦寐的事情，寒山自然也不例外，每次看到大雁塔和曲江的时候，对于寒山而言，都是一次精神的激励，都能让寒山获得不断进取的动力，稍改既往玩乐之习。

因此，大雁塔对于寒山而言，或者是某种象征，是寒山的理想所在，父亲对于儿子仕途的期望，这一刻具象化为大雁塔上的题名。对于寒山来说，他的理想就是在有朝一日能够将自己的名字题到雁塔之上，这种期望至少伴随着寒山直到其三十岁之后。

如果说大雁塔对于寒山而言，是一种激励。那么，小雁塔则不同，寒山在这里，得到的更多是一种精神上的宁静。

小雁塔，全称&ldo;荐福寺小雁塔&rdo;。荐福寺就在邻近国子监所在的开化坊南边，原为隋炀帝杨广继位之前的住所，唐初为太宗之女襄城公主宅。睿宗文明元年（684）三月初三，即高宗李治死后100天，皇族为高宗献福而建寺于此，名献福寺。武则天天授元年（690）改为荐福寺，是当时长安城中的著名寺院。慈恩寺是与玄奘联系在一起的，荐福寺则使人想起唐代另一位高僧义净。义净也曾游学印度多年，不过，他由海路自广州离开中国。公元671年，义净只身搭乘波斯商船出国，先到印尼苏门答腊，后转抵印度，也在佛学中心那烂陀寺留学11年，又游学印度各地，经历30余国，于武则天证圣元年（695）回国，带回梵文经典400余部。义净回到长安后，在荐福寺主持佛经译场，共译经56部，230卷，是玄奘之后在佛经翻译上取得成就最大者。他还将途经海道诸国和所闻赴印度求法高僧的情况，撰成《南海寄归内法传》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