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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第1页）

当时能够参加复兴社的条件是：第一要有后台。我所在的区队就有好几个学员是师长、军长的儿子，如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的女婿贾成骞就在我们区队，而像我这样真正来自农村的学生很少；第二要有一定的活动能力，能说会道，表现积极，如我们区队的足球队员王伟；或是成绩突出的陈贵华，他是高中毕业生，很有才华。我一是不够条件参加，二是在思想上就是想好好学本领，将来能在战场上同小日本一争高低，保家卫国。

入伍生转入正式生后，军事生活虽然要求仍很严格，但课余活动却比入伍生宽松了许多。除了上课和训练外，每周日晚上可以自由支配。学生可以到图书馆阅读各类书籍，到军校俱乐部、校刊部及操场上自由进行各种活动。这样就打破了队与队、班与班的界线，使情投意合者组合在了一起。在这些活动中我结识了几位至交好友，阮庆（原名阮庆才）、梁彝、廖政武（原名廖斌）等人。特别是阮庆和我成为一生的莫逆之交。阮庆爱打网球，我常和他一起去俱乐部打网球，每周总会玩上两三次。俱乐部里还摆放了许多乐器，钢琴比较难学，我就学风琴，增加了一些音乐知识。军校的体育活动也很多，篮球队在当时社会上都很有名气，还到上海同外国人打比赛。学校的游泳池号称是亚洲最好的，设有跳台。每个学员都要求能够独立游完100米。记得第一次上跳台，我不敢往下跳，教练就硬把我推下去，这样练了几回也就不怕了。学校为了提高同学们的游泳技术，还请社会上最好的游泳运动员来当教练。

周日，我们时常外出。那时的南京比较荒凉，特别是城西，靠近金陵大学一带，都是些农民的菜园子。我入学时南京城没有几条像样的马路。国民政府门前的柏油路也才修好一两年，以前都是石子路。当时，南京的人口不到100万，城市建设可以说是刚刚开始。最繁华的地方就是太平路，后来又修建了新街口，有一家影院，常放一些美国电影。正式学员的活动范围也比当入伍生扩大了许多。校外的老乡、同学常有往来。中央大学靠近军校，有时也会和一些中大的同乡聚餐。国民党培养军事人才的学校是黄埔军校，培养党务人才的学校是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主办的中央政治学校（迁到台湾后改为政治大学）。我中学时代的好友黄文清就考上了这所学校，我们每月总会相聚一次。南京的河南会馆也是我常去的地方，当时河南学子来南京投考大学、军校，都会住会馆里，入住不花钱，每天只收两角饭钱。

读书期间，我们还经历了一场新生活运动，主要是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倡导的。新生活运动就是强调讲文明，懂礼貌，遵守秩序和四维八德等封建传统内容。具体内容无非就是如何待人接物，比如走路时要靠右行，不准随地吐痰，讲究清洁卫生等。当时南京宣传得很厉害，到处都贴满了标语。特别是宋美龄出力很多，动员了许多妇女团体参加，对移风易俗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我个人对此事的认识，最初还是觉得很重要，也应该。但以后的看法就完全改变了。这主要是因为，当时中国社会最需要解决的是人民大众的生死存亡和民族危机。老百姓都吃不饱穿不暖，还讲什么新生活？所以这个运动当时也只是在上面喊喊口号，广大群众响应的不多。黄埔军校迁到南京后，还在军校大门附近修建了一所高级俱乐部--励志社，是请当时东南大学（后改为中央大学，即南京大学的前身）著名教授杨廷宝设计的，1929年建成。这个俱乐部主要是国民党上层人物活动、聚会的场所，同时也是黄埔学生的俱乐部。它对维系黄埔毕业生的团结有很大的影响。

励志社的一号楼是一座二层小洋楼，很标致，是蒋介石夫妇在南京的半个家。蒋介石特意在小楼旁题词：革命、革心、立人、立己。此外，还有一座楼内设有60个床位，专门接待黄埔前五期毕业的高级将领，大都是少将以上的师、旅长，他们到南京出差都住在励志社。蒋介石也希望他们住在这里。每周一军校举行的总理纪念周，只要住在这里的黄埔将军肯定会出席。由励志社到军校大礼堂约有两三里路，没有一个人坐汽车。他们都身着戎装、马靴，精神抖擞地穿过军校操场出席纪念周。那时的师、旅长如宋希濂、李默庵等人也都很年轻，不到30岁，一个个风华正茂。每当看到他们正步穿过操场，军校的同学们都很羡慕，纷纷议论，把他们看作是中国军队的希望，更盼望自己将来也有资格入住励志社。每年双十节，蒋介石都要在励志社门前检阅军校学生，晚上还会出席学生在励志社组织的游园会。宋美龄参加游园会时，总会发给每个学员一包点心，表示校长、师母对学员的关心。看得出来，蒋氏夫妇经常住在军校，一方面是出于安全的考虑，更主要的还是他对黄埔军校的感情。

励志社有各种娱乐场所，军校学生都可以去，除了舞厅不让进外，其他如网球、台球都可以玩，还可以到咖啡厅坐坐。复兴社的骨干分子如贺衷寒、滕杰、康泽等人经常在励志社开会。有时，一些政治活动也在那里举行。

2、我的革命引路人‐‐阮庆

广州黄埔军校创立初期，在军校大门两旁写着一副对联：&ot;贪生怕死莫入此门，升官发财另走他路&ot;。正是在这种黄埔精神的感召下，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国家民族的危难时刻，我走进了黄埔。在军校学习期间，教官们也经常用这副对联激励我们。从此，我确立了不怕死，不爱财，为民族独立、国家复兴奉献一切的革命精神。通过三年系统的军事训练，我从一名普通青年学生锻炼成一名有一定军事素养的军官。更重要的是在这里培育了我的革命思想，使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我的马列主义启蒙教育，就是始自黄埔。通过在黄埔的学习，我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但当时的中央军校终归是在蒋介石背叛国共合作后，在南京1928年复校的，因此学校的反共空气很浓。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很多人都质疑。我之所以能够走上革命道路，离不开我的革命引路人--阮庆。他是我军校同期、同队、同宿室的同学，更是我的良师益友，对我走上革命道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