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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第1页）

犹太人的苦难及自由300bc‐1948（4）

从16世纪开始，传统的憎恨犹太人的思想与商业竞争结合了起来。在欧洲的许多国家，贵族间有明显的利益冲突。这些贵族越来越发现他们可以利用犹太人的专长来处理错综复杂的国际财政与经济政策问题，对于这个新诞生的中产阶级来说，他们仅仅是商业竞争对手。1670年，一群从维也纳被驱逐出来的富有的犹太家庭有选择地被普鲁士的选帝侯邀请到了德国，但他们的到来激起了基督教商人的怒火，招致了对犹太教堂的攻击。

虽然大多欧洲国家认为犹太人会对虔诚的基督教道德系统产生深刻的消极影响，但还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这时，犹太人中处于领导地位的有识之士已经感觉到在欧洲将会有大量的经济收益，基于这种考虑，犹太人又再次回到欧洲各国的首都。

这时的法国和英国都已经废除了在中世纪颁布的反对犹太人法令。法国是在17世纪初，路易十三（1601‐1643）统治时期实施撤销的，但在那之后，又有人对新实行的缩减方案提出了异议。到了17世纪中期，克伦威尔（1599‐1658）统治下的英国顶住了人民大众普遍的反对情绪，允许一批马拉诺（指中世纪时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境内被迫改信基督教而暗地依然信奉原来宗教的犹太人或摩尔人）在伦敦以非法定的身份定居，但是反对情绪最终在一个世纪之后占了上风，并促成新犹太移民法的仓促废止。也是在17世纪中期，宗教裁判所的势力范围已经远及巴西，而被无情追捕的犹太人在逃亡中，发现纽约欢迎他们。这可能是由于当时的美国清教徒急于想使这些信奉犹太教的犹太人皈依基督，所以与欧洲相比，美国显示了一种出于同情心的容忍，而且这也使新生的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犹太人的最佳避难地。

如果说启蒙运动给予了在欧洲的犹太人一个做民主梦的机会，但这场运动的结果却是砰然一声断绝了他们的任何非分之想。在19世纪，对这种自由化的大众民主最大的讽刺是，它助长了反犹太主义的复苏。但是这次它表现为一种新的形式。1807年，拿破仑召集犹太最高评议会，这加剧了犹太人想夺取世界霸权的谣言的流传。

在俄国，很多教士声明，这次集会对拿破仑来说，是一个表现他救世主野心的信号。欧洲人所担心的犹太人密谋夺取世界统治权的种种征兆在19世纪频频浮现出来，且在接近100年后因一篇由沙俄警察鼓动而写成的卑劣伪造文章《锡安山长者草案》的发表而达到高潮。这篇赝作在欧洲范围内广泛传阅，文中声称犹太人正秘密地控制着欧洲国家政策，而且想把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建立在非犹太人奴隶制上。

在19世纪初期，45在欧洲的犹太人定居在俄国西部。沙皇政府已经注意到他们人口的快速增长，并认为这对于斯拉夫农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因此沙俄政府采取了表面上与欧洲同化政策相一致的措施：对50，000个12岁及以上的犹太儿童采取非宗教教育，学习欧洲语言，进入大学学习，直至在俄国军队服完25年义务兵役。虽然沙俄政府舍弃传统的犹太地方政府，但是仍然要求犹太人替沙皇政府征税，犹太式的服装和发型遭到了禁止。持续的流放政策使犹太人相信政府的真正意图是要他们彻底灭绝。迫于压力，俄国不再闭关锁国，革命思想趁机有了立足之地。1881年，因为犹太人被指控参与亚历山大二世的谋杀，第一波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开始了。紧接着又发生二次大屠杀，这两次中的后一次发生在苏联时期。

1819年，在这个后拿破仑时代，在欧洲‐‐德国、法国、荷兰和丹麦，人们对犹太人的妄想狂性的歧视导致了大规模的暴乱，成群的暴徒鞭打犹太群众，并且捣碎犹太人的教堂，所有的一切又再次发生了。反犹太主义直到19世纪晚些时候还断断续续地爆发。但是这次，犹太人民对历史文化所做的贡献被积极地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维多利亚女王的犹太籍首相，本杰明。迪士累利（1804‐1881），在他的小说《康宁丝比》中借赞美&ldo;在世的希伯来智者&rdo;表达了他作为犹太人的自豪。

随着时间流逝，在对人类学的种族研究方面，一种新的思维方式预示一轮新的基于种族而不是宗教的敌视即将来临。理论学者吸取了德国哲学家以伊曼纽尔。康德（1724‐1804）的思想以及查理。达尔文（1809‐1882）的科学发现，虽然他们本人都没促进种族分类体系的发展，但条理清楚的理论都从他们那里汲取支持，来证明欧洲的白种人，特别是雅利安人，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性。一位理论学者争论说黄头发、白皮肤的德国人注定是要征服那些低劣的、次等的斯拉夫人。另一个重大的影响是在优生学方面，这是由一位叫弗朗西斯。高尔顿（1822‐1911）的英国人首先发起的。德国科学家在利用高尔顿见解的基础上，大肆宣扬人种选择、种族灭绝，来保护&ldo;种族血统&rdo;。当这种思想现在已经被当作胡言乱语而遭到丢弃时，在那时却作为纳粹种族计划的一个基础，既支撑着希特勒的想消灭犹太人的企图，还坚定德国人民的信念，也就是俄国必然要屈服于强大的德国。

然而，早在这之前，其他的一些事变就使一部分犹太人相信他们在欧洲的处境不可能有保障，这初次促使他们采取犹太复国主义道路‐‐回到他们的祖居地以色列。两件浓墨重彩的丑闻起到了一些作用：首先是所谓的1840年大马士革丑闻，在叙利亚首都，一位圣方济各会托钵僧的失踪使人们回想起早在中世纪就有所怀疑的发生在宗教仪式上的犹太凶杀事件；第二件是发生在50年后的1894年的法国。一位清白的犹太军官，单凭着他的笔迹，就被宣告犯有叛国罪，然后被流放到恶魔岛（属法属圭亚那）。尽管有清楚的证据显示他是清白的，但是通过伪造的证据，他还是被关进监狱，而他最终的无罪释放在欧洲大陆上反响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