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西方大国统治时所给予它们的政治自由还要少,但无论是印尼人、缅甸人或其他东南亚人,在当了那么多年的仆从之后,没有一个不为自己能当一个1见上文,原着第24页,第40页以下,第62页以下,第78页以下。
名义上自由的主权国家的公民而感到骄傲的。日本做到了西方列强曾说过而事实上从未做到的事。此外,几乎在东南亚的每一个地区都掀起了抵抗运动,这些抵抗运动绝大部分出于自发:它们并不是由从前统治这些地区的强国鼓动起来的。而是东南亚人民自己组织起来的‐‐大部分是由政治上的左翼分子自愿结合而成,因为右翼分子(他们通常在本国拥有大宗财产)对于要冒着生命和财产的危险去公开反对得胜的敌人,是要更为小心翼翼,瞻前顾后的。抵抗运动虽然经过多年223的挫折,但最后结果证明了他们是胜利的一方,这使他们赢得了巨大的威望,而且他们对自己在赢得胜利这件事上所作的贡献,也许倾向于估价得比其实际的贡献为高。他们对他们的狭小地区以外所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念念不忘的是自己在胜利中的那一份功劳、而对别人所起的作用却没有同等看待。因此,他们要求取得胜利的果实,而他们认为,唯一合适的报酬是由他们自己来管理国家,这个国家不仅是他们自己
的,而且他们认为是自己从敌人手中拯救出来的。
此外,因为各国抵抗运动的成员大部分来自左翼,所以抵抗运动格外具有民族主义色彩,并更加反对那些曾倾向于同日本人合作的富裕阶级。因此,在东南亚的大部分地区,战争结束时都出现了强烈的民族主义的、往往是共产主义的好战的左翼,他们为打仗而组织起来,装备着由盟国在战时分发给他们的充足的武器,并且充满了一种新的自信心。东南亚统帅部所必须与之
打交道的就是这样一些人。
因此,在政治领域内,一个主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就是要求独立‐‐这一要求,是抵抗运动所大声疾呼、并得到上述有关的大部分国家其他各阶层人士支持的。比较清醒的民族主义者仍然希望同宗主国进行友好合作,部分原因可能是他们害怕抵抗运动的左倾趋向;但是,在1945年和1946年所出现的条件下,他们的呼声很难被人注意,因为一般说来,他们没有组织起来,而左翼却仍然保持着战争时期的组织,并且得到一些准军事性组织
的支持。
在西方宗主国列强中间,大都缺乏明确的方针。他们把力量和注意力集中于主要而迫切的任务上面,即首先是抵抗,然后是打败强大的敌人;而对于下一步该做什么却没有明确的打算。在每一个宗主国里,要求完全恢复战前状态的大有人在。在殖民地损失了资本的工商企业现在急于想补偿自己的损失,在殖民地发了迹的官员们也想重振旧业。对于许多昔日的欧洲侨民,特别是‐‐但并不仅仅是‐‐政界人士,发生作用的另一个动力是,他们感到,自己对居住在周围的、曾由他们帮助组织各种事务的人们怀有一种慈父般的感情,他们真诚地相信,这些人的幸福确实需要他们或者象他们自己那样的其他欧224洲人的帮助。另一方面,西方宗主国中的左翼,出于理论信仰上的原因,对东南亚极端民族主义者的事业深表赞同。所以,东南亚统帅部以及后来接替它进行管理的民政当局部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对这个问题得不到一个使各方面都感到满意的解决办法。结果,从1945年到1946年,东南亚的大部分地区由于民族主义精神的加强而发生了冲突,这种冲突使得
这一地区遭受了从未有过的苦难。
这个时期里,在东南亚出现的那种混乱的政治局势不仅是个地方性问题,它是一个与全世界都有关系的问题。战前,东南亚曾是世界上重要商品的重要产地之一。缅甸、暹罗和印度支那曾是世界三个主要大米输出国,平均每年出口六百万吨,其中一部分供这个次大陆的其他地区(主要是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消费,同时也供应中国、印度和锡兰。东南亚落入日本人手中以后,这些出口便中止了,其影响远远超出了次大陆本身。后果之一是1943年孟加拉发生了一场灾难性的饥荒。东南亚还曾是其他产品(诸如橡胶、锡、奎宁和食糖)的主要产地。但是,在1945年的情况下,大米是主要的必需品。
东南亚不但出口停止,而且生产也急剧下降。由于被剥夺了市场,当地的耕种者不再生产超出维持其自身生活需要的产品。结果,农田日趋荒芜。
东南亚的粮食供应潜力,对于一个人口正在迅速增长的世界来说是极端重要的,恢复生产必然成为政策中的一项主要目标。的确,几乎可以这样说,
在本地区肩负主要责任的英国政府的政策可用&ldo;大米&rdo;二字来概括。
显然,这个问题不是各个地区可以自行解决的,需要协同努力。在重新占领的初期,东南亚统帅部根据华盛顿联合粮食委员会的部署,负责分配大米;但是,军事管制不能维持长久,于是英国政府任命基勒恩勋爵为东南亚特别专员,基勒恩勋爵于1946年3月16日在新加坡就职。总的来说,他的工作是协调东南亚的经济机构,特别是采取适当的措施来增产粮食和分配粮食给缺粮地区,就英属领地的事务而言,他还担任了本地区有关国际关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