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荫桓一行抵日本之前,所聘之和谈顾问前美国国务卿科士达已先期至日本。先是在张荫桓离京之前,以&ldo;倭人动援西例,侈言公法&rdo;,而&ldo;科士达人极公正,熟谙各国条例&rdo;注1,因奏请聘为顾问。朝廷批准了张荫桓的请求。科士达于一月二十一日至横滨,转赴神户,以待张、邵二使至。科士达曾在中国驻华盛顿公使馆充法律顾问,故同中国有一定关系,但他更倾向于日本。当日美两国修改条约谈判陷于停顿时,他为陆奥宗光充当说客,使美国国务卿格莱星姆的态度有所转变。栗野慎一郎调任驻美公使之初,陆奥又把栗野介绍给他。此后,科士达同栗野保持着经常的联系。当十二月二十三日科士达接到中国的邀请电报后,便急不可待要会见栗野。此日为星期日,科士达至日本公使馆时,正值栗野外出,因留言谓有要事面谈。当晚,栗野往访科士达,&ldo;秘密进行推心置腹之谈话&rdo;。在交谈中,科士达向栗野保证:&ldo;此次虽应清国之聘而东行,固与陆奥大臣有亲交之谊,对日本所怀之友谊一如既往。&rdo;注2
一直警惕第三国插手中日和谈的陆奥宗光,接到栗野的电报后感到不安。二十六日,他复电栗野说:
&ldo;虽然,我认识到,作为我的私人朋友,(科土达)会在一些事情上对我们有所方便这一事实。但我认为,让我的一位私人朋友站在我们的敌人一边,是很失策的。因此,如有可能,我特别希望能阻止他来。为达此目的,需要花费必要的费用,我不会反对的。务望尽最大的努力,千方百计地阻止他协助中国的全权代表。应让他充分了解,在取得如此巨大成功的战争中,目前日本所处的地位和具有的伟大雄心,是很重要的。即使在三个月前,当英国政府做出努力时,日本尚不愿接受以朝鲜独立、战争赔款作为终止敌对行动的条件,时至今日更加不可能了。因此,极为明显,在今日取得双倍胜利之时,日本至少要多得些东西。事实上,中国尽其最大努力而给予者,在日本看来仍是不够的。科士达应该记住这些,这是很重要的。但务必小心,勿以官方身分,而以个人意见告诉他。&rdo;注3
二十六日夜半,栗野接到陆奥的电训。二十七日,科士达至日本公使馆告别,栗野趁机将陆奥电训的内容作为一己之见告诉了他。科士达当即表示:&ldo;尔来日本政府所取之措施至当。军国之机运将由此而起,乃势所难免。此示为本人所充分了解者。故本人对清国之境地将予以相当之忠告,并不得不尽力斡旋,以使日本政府满意而许诺媾和。&rdo;本来,栗野也想到按陆奥的指示,用金钱收买科士达。但是,派探&ldo;秘密侦知,该氏有以此次出行,一举置办终生家产之计划,故以若干金钱左右该氏之进退,决无希望&rdo;。注4结果,栗野没花一分钱而达到了收买的目的,而清政府花重金礼聘的顾问却成了敌人的帮凶。
当日本政府获悉张荫桓一行由上海起程后,也连忙召开会议研究对策。一月二十七日,日本大本营召集当时在广岛的阁员及大本营的高级幕僚,就两国媾和问题举行御前会议。新补参谋总长陆军大将小松彰仁亲王,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陆军大臣山县有朋、海军大臣西乡从道、海军军令部部长桦山资纪、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等出席了会议。会议确定了&ldo;以此次中日两国开战主因之朝鲜独立、割让土地、赔偿军费及将来帝国臣民在中国通商航海之利益等问题为重点&rdo;的媾和条约方案。明治天皇阅览后,即批准以该方案为媾和条约的基础。三十一日,又任命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为全权办理大臣。
伊藤博文接受任命后,曾对陆奥宗光密谈:&ldo;详细观察目前国内外形势,不能不说媾和的时机尚未成熟,且中国政府是否具有真心亦难揣测,若我们稍一疏忽,不仅媾和之目的未达,反将使我国对中国要求之条件传播于外,恐将引起内外议论。因此,我们与中国使节会晤之日,如不明察他们的才能和权限,绝不可轻易开始媾和谈判,且回顾中国政府过去付与其使节的全权,往往不符国际公法上的一般惯例,这也是我们应该深加考虑的。&rdo;对此,陆奥立表赞同。经过他们二人的进一步密议,最后决定:双方会晤后,&ldo;第一步先查阅他们携带的全权委任状的形式如何,如有不符国际公法一般惯例的规定,在未进入正式媾和谈判之前,即拒绝与之继续谈判,宣布此次谈判失败。这样,就可在不暴露我国媾和条件下使谈判决裂。他日中国如果真心悔悟,重派具有位高资深的全权大臣时,再与之会商,也决不为迟。&rdo;注5这真是机关算尽!在双方使节还未会晤之前,他们就挖空心思要破坏谈判了。
中国议和代表既抵日本,即处于日本弁兵的监守之下。中国使节书信往来,日人&ldo;先拆阅而后送&rdo;。张荫桓到广岛后,欲往北京寄密电,日方不允;中国国内有电一份,亦扣压不送。中国使节提出交涉,日方竟然答称,&ldo;欲收发密电,须先将密码书送交译看,方可接递。&rdo;中国头等参赞官伍廷芳看到中国使节蒙此耻辱,不禁感慨系之,云:&ldo;我将卒苟能奋勇于疆场,不容其猖披,何致就彼而受此欺慢?欲消此恨,其在将与兵焉!和局易成与否,亦在战争之胜负判也!&rdo;注6就是在这种不正常的气氛中,中日使节开始会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