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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第1页）

这些信息，仅从他当年的讲话中得来。当时那些&ldo;完成的&rdo;、&ldo;正在兴建的&rdo;以及&ldo;可设法兴工的&rdo;灌溉工程的实际建设状况如何，今天是否还有遗迹，我全无考察，也就不得而知了。

近年从中央电视台拍摄的《走近西康》中得知，康定的水电厂也是在那一时期中颇费周折建成的。当时从美国买进了最先进的发电机，准备先运到越南的河内再运到中国，不料太平洋战争爆发，河内被日本占领，此路不通。又拟通过缅甸的仰光，还是不行。最后改道大西洋，过地中海，运到印度的加尔各答，再通过美军飞虎队空运到昆明，分拆包装后汽车拉、马驮、人扛，历尽千辛万苦才到达康定。用心不可谓不切。那个电厂现在似乎还存在。

携游（2）

那些水利灌溉工程和水电厂都是为使西康&ldo;由穷而富&rdo;所为。一般而言，这些工程对当地的农业和工业应该是有促进作用的。但今天我们又多了一个更为广泛的生态视角。从更大的生态角度来看，它们的作用如何，以我的知识储备是不敢做推论的。多年来跑了一些地方，耳闻目睹了不少水利建设，其后果并非都如都江堰那样使经济与生态得以完美结合。在河北调查的时候看到许多河流都被治理得干涸了，地下水位年年下降，以致机井越打越深才能取到水；在山东调查时看到我们从小就吟诵的&ldo;天上来&rdo;的&ldo;黄河之水&rdo;竟然断流了；回到当年插队的雁北地区山阴县，得知著名的桑干河已多年无水……建设者的水利情结和努力，在此处得到收获的同时在彼处不一定能结出好果实啊。

想到这些，不由得感叹都江堰的伟大！

近年得知，都江堰附近又建造了水库工程，这一工程对都江堰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有不少学者，包括社会学界的周孝政、李强等，都持反对态度。当然，新的水利工程也是得到一批专家论证过的。但愿他们在论证时充分考虑了水库工程对都江堰的影响，考虑了都江堰在经济与生态关系上的象征意义。

祖父、祖母带我们去武侯祠和望江楼，主要的活动是行走于林间。两个老人走累了，在椅子上歇息时，便放哥哥和我到林子里去跑。到北京后，若问我对那两个公园的第一印象，我脱口说出的一定是武侯祠的古柏和望江楼的青竹。如果用今天所谓文化游的眼光来回顾，那么在武侯祠里祖父、祖母间或向我们提及三国人物，应该是内容之一。像许多四川人一样，祖父熟悉三国故事，也从三国人物的作为中得到过启发――比如，他当年在西康处理民族关系问题时就想到了诸葛亮：&ldo;诸葛亮南征，首先定下一个原则，是&lso;俱服其心足矣&rso;！后来七擒孟获而不杀，确有他的见地。&rdo;不过，直到&ldo;&rdo;中我才知道，祖父虽然勤于阅读，但是在这场运动到来之前的几十年中，他从没有读过《三国演义》及其他小说。几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都是在&ldo;&rdo;中消闲读的。其实，我已经记不起来，我小时候的三国知识，哪些是从祖父、祖母那里听来，哪些是从其他人那里知晓，哪些是自己从小人书上读到的。三国故事，实在已经成为四川许多地方的&ldo;地方性知识&rdo;，&ldo;有文化的&rdo;和&ldo;没文化的&rdo;人，讲起来都是一套一套的。

2007年，我和妻子、女儿到成都旅游，经刚刚到成都来过的朋友介绍，住到了武侯祠对面的&ldo;梦之旅&rdo;旅社。晚上，到武侯祠旁边的&ldo;锦里&rdo;吃小吃，在武侯祠外的街上散步。我和女儿聊起小时候与祖父、祖母在这里游园的情景，讲到1949年祖父发动起义时武侯祠的特殊作用，讲到我的父亲即她的祖父在这一带的一些经历。夜幕中，我突然感到脚下这片地方对我们这个家庭有着一些不寻常的意义。

武侯祠，是祖父1949年12月9日和邓锡侯、潘文华将军在彭县联名发出起义通电以后，成都之战的首当其冲之地。

12月7日，祖父和邓锡侯将军潜出成都，脱离虎口，赶到有邓部驻军的崇义桥后，即部署部下按起义计划准备行动。当时，武侯祠驻有祖父的部队，祖父指示该部严加戒备，准备战斗。根据祖父的回忆，在准备起义计划部署西康阻击战时，原来给这个部队规定的任务是：掩护地下工作人员和与通讯的无线电台；保护华西坝的广播电台和四川、华西两大学；可能时抢救被特务拘禁的革命同志；根据情况发展配合友军作战。12月初，随着解放军迫近，成都的特务活动日益猖獗，有的党员、人士和祖父所部在成都城内的工作人员转移到武侯祠及其附近，在城外继续活动。武侯祠一时成为军事、的一个据点。祖父等人通电起义后，这里因在成都郊区首先面临军事压力。聚集在这里的党员、人士有序撤离了。部队是撤，还是不撤？祖父认为这里是钉在敌人身上的一颗钉子，多守一天，就能够多牵制敌人一天，为迎接解放军的到来就多一天主动，因此指示该部坚守。12月13日，胡宗南部以三倍兵力，附以大炮坦克，向驻武侯祠驻军发动进攻。经过激战，终因寡不敌众，阵地被突破，祖父部下守军大部分官兵牺牲。

携游（3）

想到这里，不禁黯然。

武侯祠附近当年有一所建国中学，是祖父出资创办的。1948年底到成都解放这一年多的时间中，父亲根据地下党的指示，担任该校的校长。我到成都后，曾试图打听到建国中学的旧址，但时间仓促，未能得到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