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作为一个彻底的批判的知识分子,鲁迅的最大特点,还在于他对现代文明的批判,最终都要归结为对知识分子自身的批判性审视。
于是,他发现了&ldo;资本家的乏走狗&rdo;。近年来人们关于鲁迅与梁实秋的论战谈了很多,却忽略(甚至是回避)了他们之间的一个实质性的分歧:梁实秋公开鼓吹&ldo;攻击资产制度即是反抗文明&rdo;,&ldo;一个无产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只消辛辛苦苦诚诚实实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这才是正当生活争斗的手段&rdo;。〔32〕在鲁迅看来,这种将资产奴役制度合法化的说教,正是对被压迫的劳动者的蓄意欺骗:&ldo;虽然爬得上的很少,然而个个以为这正是他自己&rdo;,这就制造了一个虚幻的&ldo;假相&rdo;,人们一方面怀着&ldo;只消辛辛苦苦诚诚实实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rdo;的幻想,&ldo;安分地去耕田,种地,挑大粪&rdo;,一面视与自己处于同一地位、&ldo;同在爬&rdo;的阶级兄弟为&ldo;冤家&rdo;,互相排挤、倾轧,&ldo;忍耐着一切,两脚两手都着地,一步步地挨上去又挤下来,挤下来又挨上去&rdo;〔33〕:如我们在第十一讲里所分析,这表明&ldo;吃人肉的筵席&rdo;正在&ldo;资产文明&rdo;的名义下继续排下去,鲁迅又发现了新的压迫与奴役关系的再生产,这自然是他所不能接受,并必要加以揭露与批判的。
而这样的为新的奴役制度的辩护,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绝非个别的存在。鲁迅在一篇题为《从盛宣怀说到有理的压迫》的杂文里,就揭露了这样一种&ldo;高论&rdo;:&ldo;反抗本国资本家无理的压迫&rdo;;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实际上是在鼓吹一种&ldo;有理的压迫&rdo;,而所谓&ldo;有理&rdo;就是要求被压迫的工人&ldo;必须克苦耐劳,加紧生产……尤应共体时艰,力谋劳资间之真诚合作,消弭劳资间之一切纠纷&rdo;。〔34〕这样的辩护士自然是资本家求之而不得的了。因此,当鲁迅从与梁实秋的论战中,提升出&ldo;资本家的乏走狗&rdo;的概念时,他已经超越了梁实秋的个人性,他所面对的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典型:凡是为新的资本奴役制度辩护,将其合理化、美化的知识分子都在其中。而&ldo;乏&rdo;正是中国的这些辩护士的特点:他们拿不出任何有说服力的理论,既无力做学理的辩解,就只有借助于权势者的权力干预来剥夺论战对手的话语权,从而&ldo;不战而胜&rdo;。‐‐当年梁实秋就是这么做的:他在论战中,首先暗示对方是&ldo;在电灯杆子上写&lso;武装保护苏联&rso;&rdo;的口号,&ldo;到&tis;&tis;党去领卢布&rdo;的;而在30年代国民党统治下,这些罪名都是可以置对方于死地的。在思想论争中,不做学理的辩驳,而想借助权力的&ldo;一臂之力&rdo;,以&ldo;济&rdo;自己批评之&ldo;穷&rdo;,在鲁迅看来,这就是&ldo;乏&rdo;。〔35〕
这里所提出的正是知识分子与权力者的关系问题。这也是30年代鲁迅所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鲁迅在写于1931年的《知难行难》一文中,指出:&ldo;中国向来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时候,总要和文人学士扳一下子相好。做牢靠的时候是&lso;偃武修文&rso;,粉饰粉饰;做倒霉的时候是又以为他们真有&lso;治国平天下&rso;的大道,再问问看,要说得直白一点,就是见于《红楼梦》上的所谓&lso;病笃乱投医&rso;了。&rdo;〔36〕这就是说,&ldo;做皇帝做得牢靠&rdo;的时候,就要求知识分子做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ldo;帮闲&rdo;;&ldo;做倒霉的时候&rdo;,遇到了统治危机,就希望知识分子出来&ldo;帮忙&rdo;。&ldo;倘若主子忙于行凶作恶,那自然也就是帮凶。但他的帮法,是在血案中而没有血迹,也没有血腥气的。&rdo;〔37〕但鲁迅说,帮忙与帮闲都是要有&ldo;本领&rdo;的,&ldo;如果有其志而无其才&rdo;,&ldo;居然不顾脸皮,大摆架子,反自以为得意,‐‐自然也还有人以为有趣,‐‐但按其实,却不过&lso;扯淡&rso;而已&rdo;。鲁迅因此而感叹:&ldo;帮闲的盛世是帮忙,到末代就只剩了这扯淡。&rdo;〔38〕
鲁迅还发现,处于中国式的现代化过程中的知识分子,不仅不能根本摆脱传统知识分子充当&ldo;官的帮忙、帮闲、帮凶&rdo;,依附于政治权力的宿命,而且还面临着新的危机:在20世纪初,鲁迅即已发出片面地追求物欲,可能使人成为物质的奴隶的警告,而夸大&ldo;众治&rdo;的力量,也会产生新的危险;现在,在30年代一切都商业化、大众传媒笼罩一切的现代社会,以及将&ldo;大众&rdo;神圣化的时代新潮中,鲁迅又看到了知识分子有可能成为&ldo;商的帮忙帮闲&rdo;与&ldo;大众的帮闲&rdo;的陷阱。〔39〕
因此,对这三种类型的&ldo;帮忙帮闲&rdo;的批判,就成为鲁迅30年代文化批判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比如在京、海派之争中,鲁迅即指出,&ldo;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rdo;,&ldo;要而言之,不过&lso;京派&rso;是官的帮闲,&lso;海派&rso;则是商的帮忙而已&rdo;;〔40〕而且鲁迅还发现了二者的合流,即所谓&ldo;京海杂烩&rdo;。鲁迅分析说:&ldo;也许是因为帮闲帮忙,近来都有些&lso;不景气&rso;,所以只好两界合办,把断砖,旧袜,皮袍,洋服,巧克力,梅什儿……之类,凑在一起,重行开张,算是新公司,想借此来新一下主顾们的耳目罢。&rdo;〔41〕这背后显然有商业文化的操作,鲁迅对此也有着一种特殊的敏感,他在很多杂文中,都揭示了在商业文化与大众文化的支配性影响下,20世纪3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出版、学术、文艺、教育……界的种种&ldo;奇闻&rdo;。这里姑且抄录几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