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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7章（第1页）

亲王格言：&ldo;西哈努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柬埔寨。&rdo;

&ldo;粉红色&rdo;，&ldo;粉红色&rdo;。

&ldo;他们就像吐樱桃核一样把我吐掉……&rdo;

&ldo;战争结束后，我去吴哥。&rdo;

从1970年到1975年，西哈努克常住北京。这五年，恐怕是他一生最忙碌也最悠闲的时期之一。

忙碌，是说亲王在为国家解放忙于国际事务。他的主要职责是在国际舞台上为柬埔寨的解放和自由奔走呼号，在一切国际场合争取世界各国的同情与理解，通过各种手段寻求各方面的援助和支持。他频频到各国访问，穿梭于巴黎‐‐北京‐‐平壤之间，不时地接近各国来访者。西哈努克夫妇、宾努首相夫妇的形象，频频在中国新闻媒介上出现。亿万中国人从来没有对任何一个外国元首的音容笑貌熟悉到像对西哈努克这样的程度。

悠闲，是指亲王在国内解放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仍在北京出席各种宴会和文艺演出，笑容可掬地同宾客们谈笑风生。他几乎游历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各处的名山大川令他心旷神怡。他时而作曲弹琴，时而高歌吟诗。在他到达北京的最初三年中，他的音乐天赋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这期间，他写了多首歌曲。这位吹奏萨克斯管和单簧管的高手，这时没管儿可吹了。但是，周恩来给他送来了一架钢琴，这使他能够继续弹奏并作曲。他的歌曲有些是歌唱中国的，和当时的中国政治形势特别合拍。例如有一首歌叫&ldo;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毛泽东主席万岁&rdo;。歌中唱道：

呵，可爱的中国，

我的第二故乡。

我在厄运中遇到了莫大的幸运，

我在这里找到了知己。

我们目前经历的痛苦，

正是中国过去的经历。

它的全力支持使我完全相信，

对未来的悲观失望必然一扫而光。

这无疑是抒发对中国人民的感激之情，也唱出了他对前途充满信心。他写了许多歌曲，不光有献给中国的，还有献给朝鲜朋友、越南朋友、老挝朋友、非洲朋友和阿拉伯朋友的。

亲王酷爱电影，这是众所周知的。在中国当时还是禁止放映西方影片的时候，亲王夫妇却可以看到法国的、美国的和意大利的影片。他还常常参加体育运动，例如打乒乓球。

当然，亲王在中国的旅行绝不都是游山逛水，娱乐消遣。这其中也有调查研究和参观学习。他访问过中国的许多农村，参观过不少人民公社，尽管那时这种生产组织形式已经暴露出了许多弊端，他仍然试图寻找一切积极的东西，以便革命胜利以后引入柬埔寨。他尤其欣赏中国农村出现的科学种田、技术学校、赤脚医生。以及人们相互帮助友爱的传统美德。

尽管有消遣、有娱乐，但在北京的这几年，西哈努克精神上绝不轻松。这不仅是由于他远在异国他乡怀念他的国家和人民，而且还在于他同他原先的敌人‐‐红色高棉的那种微妙、复杂、难以理清的关系。为此，他时而犹豫迟疑，时而又坚定勇敢；时而消沉失望，时而又乐观向上。西哈努克天生反复无常、捉摸不定，这是他性格上的一大特色。但是以往的几十年中，他从来没有像他在北京的那几年那样，情绪如此多变，思想如此矛盾。

他知道，他是一个流亡的亲王，如果不同红色高棉站在一起，那就别无出路，只能在历史上静悄悄地消失。他不愿那样做，不愿像南越的保大那样让人嘲笑，也不愿意在历史上留下骂名。

去支持和赞美自己原先的敌人，心里难免不快。好在他在北京住得久了，耳孺目染，对马克思义、共产主义的词句熟多了，加上中国人那诚实好客和注重友谊的人情味，使他感到共产党并不可怕。

来自红色高棉的一个又一个关于解放区的新气象新形势的报告以及战斗的捷报，使这位亲王对他们的厌恶感越来越淡薄。他越来越为他们的智慧和爱国主义精神所感动。在西哈努克看来，阶级、政治意识形态是第二位的，而国家、民族是第一位的，只要有爱国主义，一切其他的阶级仇恨、个人恩怨都可忽略不计。这一点在以后越南入侵柬埔寨的时候，表现得更为突出，他没有顾及红色高棉对他子女的限制以及对他个人的软禁，他仍深明大义，义无反顾地重新站到红色高棉一边，再次支持他们。

在解放区之行以后，亲王对红色高棉更加充满了希望。在他看来，在柬埔寨，除了他们，再没有别的人能够拯救这个国家。他为解放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成就感动至深。他甚至完全把柬埔寨的未来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他说：&ldo;未来掌握在年轻的进步分子手里，他们的动机和爱国主义的纯洁无瑕是我向来都承认的。自从我们在抵抗斗争中团结合作以来，我的这种认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明确。在北京我就和政府内部的左派成员有过长谈，也曾同英萨利‐‐前面提到过他是早在1963年就开始改造老根据地的头一批红色高棉成员之‐‐有过长谈，我们对于彼此的动机和目标都很了解。有了我们这些青年进步分子，柬埔寨的未来就掌握在可靠的人手里。&rdo;

亲王十分明智地估计了柬埔寨的未来。他确定无疑地认为，未来的柬埔寨将是一个共产党的国家。他对此没有丝毫的懊恼，他说：&ldo;就算变成共产党国家也是公正的，因为红色高棉游击队在解放区进行的革命是成功的。我是在亲眼目睹后才相信的。红色高棉游击队都是办事认真的人。他们懂得如何建设国家。他们取得了我从未取得的成果，如消灭了贪污和贿赂。在我领导下的柬埔寨，存在着贪污和走私。在朗诺统治下的柬埔寨，连医院中的药品也被盗卖，而红色高棉游击队解放了柬埔寨，这些现象都已不存在，社会是干净的，人民遵纪守法地工作。啊！他们现在已不能与西哈努克执政时期相提并论。那时，人人都懒洋洋地呆在棕搁树下或香蕉树下，哼着西哈努克的小调。也许战争使他们变得坚强起来，也许行乐的年代已经过去。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但我知道他们学会了辛勤劳动，这样也就不会挨饿。解放区不缺肉类，不缺蔬菜，不缺水果，不缺大米，也不缺衣服。尽管有战争，但稻米生产增长了一倍多。我当国家元首时，每公顷土地上只生产稻米一吨半，而现在每公顷土地生产两吨半到三吨，而且品种优良。尽管人们使用同一种货币‐‐瑞尔，但物价低廉。解放区没有因营养不良而死人。金边则不然，因为它现在只能依靠美国人空运食品，或由阮文绍的军舰运来食品。当人们看到解放区的成果时，应该承认取得这些成果的人有权管理国家。&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