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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第2页）

他叫萨尔瓦多·布鲁内里，来自西西里山区的圣马可村，他的职业是电工。

他无疑是个值得注意的人。

“我们接到一个重要的举报：有o公斤纯海洛因，正从越南经过波兰运往慕尼黑。”匿名举报人没有说更多的情况，没有接头地点，没有时间，只提供了一个信息：“有东西来”。

对慕尼黑刑警毒品科的彼得·赖伯探长来说，这个举报就意味着他们要进入一级戒备状态，他认定这情报属实，而不是开玩笑，开玩笑的事他也经常遇到，对匿名举报电话先要搞清虚实。他在科长办公室里紧急召集了这次会议。

赖伯探长遗憾地耸耸肩说：“举报人有东欧口音，可惜我们没有录下来——不可能每个电话都录音，他很可能是个波兰人，我在想，如果越南人和波兰人联手，为什么波兰人会举报这笔能赚好几百万的生意呢？此外，越南人也是新出现的。这个新团伙的手段极其毒辣。换句话说，在慕尼黑形成了一个新的战场，有我们干的了。”

“除电话以外，没有别的情况吗？”科长问。

“没有，只知道o公斤海洛因已经上路。”

“这就是说，也可能早已到了慕尼黑。”

“那举报就没意思了。”

“基本上没意思。这笔生意没有地点，没有时间，我们怎么办？”

“应当要求立即加强监视波兰边界。”

赖伯说是这么说，可他知道，这个建议只是一厢情愿。波德边界漏洞之多就像一个筛子，加强监视从技术上和人力上说是根本不可能的。科长的话同赖伯是一个意思：

“那我们就得沿着波兰边界修一道‘柏林墙’。说正经的，我们怎么办？”

“没办法！”赖伯说得这么直截了当，有几位同事吓了一跳。“没办法”这个说法在警界是个令人憎恨的、很刺激人的词儿。“没办法”意味着对犯罪活动束手无策，人们不得不眼睁睁看着国际犯罪日益泛滥，看着犯罪分子把德国变成他们理想的活动场所。宽松的德国法律是各种犯罪滋长的沃土。波恩政治家们顽固地禁止监听电话，向犯罪分子打开了德国的市场。赖伯探长曾在小范围内一针见血地说过：

“团伙作案只判四年，而一个人偷税漏税却判五年。一个杀人犯只要请个好律师，律师提出犯人在童年时曾受过心理损害，就只能判o年。在这o年里，犯人乖乖地参加监牢教堂合唱团，在牢房里画圣母像，六年之后就被认为可以‘重返社会’而获释。我们的司法制度不是有毛病吗？请大家回想一下生在德国北部的一个案件：一个女人在牢里表现良好被提前释放。可是，几个月以后，她抢劫另一个女人，用刀子把人刺成重伤。她又被捕受审，案情很明白。但检察院什么反应呢？把她放了！据说她有可以证明的固定居住地址，就没有理由监禁她！这算什么事儿呢？再举个例子吧，我喝了酒以后用啤酒杯把你的脑袋砸碎了。怎么办？没事儿。我可以证明，我几年以前出过车祸，得了脑外伤。精神病专家可以证明，我在行凶时是喝醉了酒，出于一时冲动，而最重要的是‘一时’这个词……法院决不会判我谋杀罪，至多判我误杀罪，加上我当时不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肯定从轻落。而实际上，我就是要杀死你，是冷酷的谋杀！我自由了，可是你死了！我们的司法实在大有问题。”

这会儿赖伯在会上接着说：“我们只有凭运气和靠巧合了，那就是靠我们打进去的侦察员给我们通风报信。不过那时候海洛因早已运到港口了。”

“我们有人打进越南人的圈子吗？”

“没有，但我们打进了波兰人的圈子。”

科长说：“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如果波兰人参与了，那为什么会有波兰人向我们举报呢？”

赖伯一时语塞，觉得口渴，便喝了口水说：“可能是那个人想自己搞点什么名堂。”

“通过出卖自己的伙伴？”

“有可能，也许是为了报私仇……”

“那他应该讲具体点儿，而不是空洞的暗示……我倒以为，是有人要让警察明白，将来警察得跟一个新的团伙打交道。”

“搞地下勾当的人不会傻到公布自己的存在的。”

“有人故意制造混乱，动摇警察的军心，说现在有了个新团伙，你们就抓瞎吧。”科长站起来说，“我认为这是对警察的侮辱！怎么办？等着瞧，看看近期内有没有迹象表明这个波越团伙确实是在活动。”然后他又无奈地说：“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赖伯的侦察员没有报来新消息。在整个圈里，没人知道这o公斤海洛因的生意，有人还表示怀疑：没人听说过有什么越波团伙，要是真有的话，会在圈里很快传开，因为涉及到“市场安全”问题。尤其是如果压价出售，意大利人和亚洲人会大肆活动。

在那个神秘的电话过去四天之后，凶杀案组的组长特奥·沃特克来电话找赖伯。

“我们法医研究所这儿有一具尸体，”他说得很随便，整个警察总局对此类事都习以为常了。一个人在跟死于非命者打了年交道之后，他的心灵早已长出了一层老茧。“经过辨认，他的名字叫卡利尔·波德涅夫斯基，波兰人，我听说你们那儿……”

“我马上就来！”赖伯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半小时以后，赖伯和沃特克站在了尸体面前。经过冷藏的尸体看上去像一个熟睡的人，法医掀开盖布，报告说：

“他是被人用细钢丝绳勒死的，肯定是从背后受到袭击致死，因为未现任何搏斗的痕迹。死亡时间是昨天点到点之间。他中午吃了青豆炸猪排……”

“这有那么重要吗？”赖伯有点不耐烦。

“对我们很重要。”法医把死者重新盖好，“另外，他是吸毒者，身上有许多针眼，体内还有残余的海洛因。”

沃特克拍拍赖伯的手臂说：“所以我们找到你了，这是你的弟兄们的事。值得注意的是，他带着证件，波兰护照，德国入境签证，有效期o天，旅行目的是旅游，一切正常。不幸的是他被人用钢丝绳勒死了。你看出点什么问题来了吗？”

“没有。”

“先是有个波兰人打电话给你，现在有个被杀的波兰人躺在我们法医研究所里，这两者有联系吗？”

“可能有，也可能没有，也可能只是巧合。”赖伯向法医点头示意后走出停尸房。他不像沃特克那样久经锻炼，能把死人看作一样东西，把这种案子看成一桩一般的有待办理的案件。只有当吸毒者吸毒致死，必须调查吸毒案情的时候，赖伯才面对死尸，而且往往是没有多少结果的。由于自杀案件归凶杀案组管，所以赖伯和沃特克经常碰头。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沃特克都说：“又有人升天了！彼得，你的事比我多，要不是你们，我们可以舒舒服服下象棋了。”这当然是夸张，但沃特克就喜欢这么说话。

赖伯在外面走廊上问沃特克：“关于这桩案件，你们有什么线索没有？”沃特克耸耸肩膀，意思是没有。

“尸体是在公园里找到的。一名退休老太太晚上点左右出门遛狗，在一丛灌木后面现了这具尸体，说准确一点是狗现的。老太太休克住了医院，现地点不是作案地点……据法医分析，在点到点之间是不会有人在公园里杀人的，这太显眼了，没有哪个凶手有这么大的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