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造成中国出超英国入超的局面,与清政府实行的广州一口通商制度,限制对外贸易的做法不能不说没有一点关系,但根本原因却是中国自然经济结构具有抵拒外来商品侵袭的能力。中国农民的衣着几乎都是自己家庭织布机织出的土布。他们不需要购买外国的棉纺织品;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低下,购买力也极为有限,无力去市场购买外国商品;即使是印度棉花,主要也在广州附近一带的农村和城市手工业者中销售。中国广大农村的家庭棉纺织业主要还是利用自己生产的棉花,这些状况,使得外国商品不可能具有想象中的广阔市场,势不可免地会产生滞销、积压,从而造成亏损。但是,外国资产阶级对这一点并不清楚。他们对中国市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什么样的商品才能在中国有销路的分析上,没有深入研究中国市场的销售能力与中国经济结构的关系。这使英国无法发现问题的症结,而仅看到表面的、片面的现象,并且主观地认为这是由于清政府闭关政策的结果。因而,为了急于寻找商品的市场,便不惜一切手段敲打中国的大门。
[1]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1页。
[2]据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卷二、三、四有关材料,转引自吴杰:《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31页。
[3]转引自吴杰《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第133页。
[4]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33页,表26。
[5]【英】格林堡著,康成译:《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页。
[6]【英】格林堡著,康成译:《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3页。
[7]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5页,表13。
[8]【英】格林堡著,康成译:《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3页。
[9]【英】格林堡著,康成译:《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3页。
[10]【英】格林堡著,康成译:《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3页。
[11]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品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史料》(上),《经济研究》1955年第1期。
[12]【英】格林堡著,康成译:《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7~8页。
3-3律劳卑事件
作为英国对华贸易的垄断性机构、英国在东方殖民势力主要象征的东印度公司,不仅未能敲开中国的大门,而且也无法把英国商品顺畅无阻地向中国市场倾销。这种政治上和贸易上极不理想的成绩,既使英国政府沮丧,更令英国资产阶级愤慨。自从1825年英国首次爆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以来,急于想把产品推到世界市场、特别是神秘富饶的东方市场的英国商人,对东印度公司垄断东方贸易、排斥英国散商的做法,啧有烦言。1827年曼彻斯特商会组织了东印度公司贸易状况的调查委员会,[1]为争取废除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特权进行斗争。1829年,曼彻斯特、布里斯托尔、格拉斯哥的实业家们,在利物浦的东印度协会号召下,开展了争取对华自由贸易的有组织的运动[2]这一年4月,他们决定设立一个常设性的东印度贸易委员会,与东印度公司的垄断相抗衡。在国内舆论压力下,英国下院中占优势的产业资本家代表和自由贸易论议员为首,于1833年6月13日通过了格雷(cgrey)内阁关于从1834年起废除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的提案‐‐《东印度公司改革法案》,决定取消它的对华贸易独占地位。6月17日,英国上议院也对此表示同意。12月,英国枢密院下令停止东印度公司一切商务活动,把它改组为一个行政机构,由英国驻孟加拉总督升格为印度总督,统治全印度。东印度公司的一切特权就此废除。
东印度公司从1834年起就不复存在了,它原先派驻中国的大班,也就理所当然地撤销。为了管理没有任何组织约束力的英国散商在对华自由贸易中的活动,英国政府决定在广州设立驻华商务监督,代表女王政府与中国打交道。首任商务监督是出身于苏格兰贵族之家、有很长的海军军官经历的律劳卑(williajohnnipier)。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爵士,1833年12月和次年1月给律劳卑的来华使命,结合英王给律劳卑敕书中的训示,以一系列的训令,其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以下几点:1要住在广州。在广州或广州河港内某处执行任务。未经本国政府许可,不要&ldo;离开广州访问北京&rdo;或赴其他口岸。
2对中国人和中国官宪,要极为稳重地接触,要注意防止类似妨碍相互理解的情况。
3希望能设法与北京直接通信以作为扩大贸易之策。&ldo;但在这一点上,必须特别注意和考虑不要引起中国方面的恐惧或伤害感情&rdo;。
4除了紧急或不测事态以外,不要与中国官宪展开谈判。但如果能获得这种机会,就要向本国请求训令。
5除遇到非常事态,不得已而有必要的场合之外,英国军舰不要从虎门驶入内部。
6中国法律的施行只要是公平妥当的,就得遵守。
7要提出进行贸易及其他统计调查的年度报告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