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闲时,村里的人就爱东一堆西一堆的凑在一起,有时闲说几句,有时自己卷上大烟叶抽上几口。
更多的时候,是两只手胸前一踹,一副惯常的看不出有什么话要说,也看不出有什么想法,更看不出脸上到底蹙着眉还是挂着微笑。就是这么不清不楚永远不知不觉的的样子。
王念想,虽然也是这些人的后代,是这些人的同胞。但他很少,或者说几乎从不站在他们当中。
有时他从这些人身边走过,也不看上一眼。倒是那些似乎永远有着不明不白表情的人都拿眼看着他,脸上一副一致略带嘲讽的笑容。当然这是以前。
后来王念想年龄越来越大。他忽然有一天意识到,他怕自己老这样不合群,被误认为自高自大。也许是处出于这样的一种心理时,他就时不时地违背自己心意,和他们默默地站一会。
王念想无比寂寞地站在这些爱凑堆的人群里,他常常难以忍受的是大家各自饿着肚子的声音。此起彼伏的咕噜声像传染病一样,也引发了他自己肚子里的叫声。
这时,他偷眼看了看大家,大家仍是一脸的茫然,并没有注意到他新加入这片滑稽的叫声中。
他一边忍受着令人厌恶而又无奈的叫声,一边听其中一人合计着离来年春天还有多少天。另一个人打着困倦的哈欠说:“到那时我们就都有粮食吃了。”
为了打发饥饿难挨的时间,就有人你一眼你一语地传说起到处听来的故事。有一个一走路就连续放屁的老头,大伙都叫他秀才,不是尊称,而是带点并无恶意的嘲讽。因为他总是居高临下地以为自己懂得多,有权威。一般情况下,他一说话,别人就不插言了。
他喜欢先是咳嗽,算是清清嗓子,也算是提醒人们别再七言八语了,要静下来听他说话。
他清了嗓子后,说:饿死的人越来越多。你们听说没有,有人吃人的事了。说是孩子死了,爹娘就弄熟了给吃了。唉,咱们饿点是难受,但总比那时被日本人逮去的人好多了。他们受的那个罪啊,简直不是人能挺过去的。就说干劳工的吧。咱饿着,但不用干活,省点力气。但劳工不行啊,他们不但饿着肚子干活,干不动了,还要挨打。如果病了或是砸伤撞伤,大家都不敢说,就得活活忍受。如果一声张,万一被他们发觉,罪就更难受了。一是饿你,病号每顿只给一碗稀粥吃,使你越病越重,直到饿死。二是活治你,撞伤砸伤的轻者,看你还能为他们干活,也给治,但连麻药也不打,把你捆起来,或是几个人把你摁起来,生用刀拉,活活让你受罪。如果病重,那就更倒霉了,说是送医院治疗,实际只有去的路,没有回来的路,不知怎么给杀了。
有个陈海波,就是献县大陈庄的,当时二十三四岁,被抓时刚结了婚。在去的路上,几次想跑没跑成,到日本后不久,他就逃跑了,过了大约个数月又被抓了回来。这可不得了了,敌人先是用各种办法折磨他,打的死去活来,最后,光着身子用大铁锁链把他拴起来,绑在空场的一个铁柱子上。睛天晒着,下雨淋着,夜晚冻着,就这么着,他活活死在了那个铁柱子上。
双手背在后面的王二大爷这时忍不住也说话了。王二大爷一说话,秀才倒是挺给面子的,转脸专注地看着他。
是啊,是啊。他肯定了秀才刚才说的。还有啊,听说过没有,阜城被抓去的一个外号叫陈大肚子的,这人非常坚决,敌人怀疑他是政治犯,为了让他说出什么,对他用尽了刑罚。最可怕的是,把铁板烧的通红,让他光脚从上面走,这是个硬汉子,他牙一咬,什么也不说。然后,敌人又让他光着身子从铁板上滚过去,浑身多处的肉都烧焦了,这是多么残忍呢!可他一声不吭。
咱村的国珍,可都知道吧,倒霉蛋就倒霉在他会日语。日本人让他在中队当翻译,也是这小子很有民族气节,想法设法向着劳工,因此敌人对他不满。有一次煤窑里丢了几支炸煤用的炮,正巧这天晚上一列小火车被炸,敌人就硬说是他干的,把他抓去,受尽无数刑罚,之后,他说在井下埋的有炮,敌人就押着他到井下来找,他知道没有好结果,当然也找不出来,临上井前他小声对大家说:“兄弟们,我和大家是最后一次见面了,希望大家要坚强地活下去呀。”说着眼里刷地流出两行酸泪。在回井上的电梯上,他从上面跳下几十丈深的矿井,摔成一团肉泥。
唉,有多少孩子啊,都在二十多岁的好年纪,就这样死了。被抓到崎户町第二煤矿的五千多人,就死了五百多。当时在那种情况下,大家亲眼看到难友一个个饿死、病死、被折磨死,心里都有一种很不好的想法:不知何时自己也死在这异国他乡,觉得没有活下去的希望了。后来,只剩下命大的回来。
念想听到这里,转身默默走开。
大家看着他的背影,都没有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