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离出片只剩一周时的试映结束时,有一位小工小心翼翼地提出,过于美丽的色彩可能削弱了电影主题想要表达的对信仰叩问主题的深度,大多数人都没把他的话当回事,伊斯特却为这句话失声一样地沉默着思考了整整一夜,chapter8:从我,是进入永劫的人群的道路=====================================================星期日的纽约一隅,那阵教堂的钟声悠远地在不透明的空气中荡了一荡,徐徐地扩散开了。从这阵钟声中,开出一辆公共汽车,车后面两个人被挤得一齐紧靠在窗户旁边。“你信不信神?”伊斯特·德比基问道。“这个话题好没意思。”艾尔弗雷德屈尊俯就地挑挑拣拣。“我觉得有意思,不然就不会为这个拍电影了。”“那是你的事。”“讲讲吧,如果谈话两方中的一方有兴趣,讨论一个话题就不是全无意义的。”她在瑞典呆了三年,自认为已经浸上了一股北欧人的闯劲儿。“如果你非要知道,我的回答简单得很:不信。我为什么要相信一个把世界造得如此之愚蠢的人呢?”他懒洋洋地说,然后转头对一位被他的离经叛道吓到的老小姐说,“恕我冒犯。”“典型的自大指挥官型人格。”“那是什么?哦,你不用说了,我不太想知道。现在该你说说你信不信了,否则就太不公平了。”她鼓起嘴,沉思了足一会儿,认认真真地说,“不知道。我认为,在整套信仰体系思考清楚之前人没有什么资格做定论出来。说实话,这辈子我可能都搞不清楚了。我已经思考这个问题十几年了,从爸爸第一次带我踏入教堂的那一刻起,我就困惑着,我的第一部片子就是为了解决这个最大的疑虑而拍的。在《处女泉》里,我应该是把自己的全部的想法都表达到极致了,每一丝感情都完完全全投注到其中,每一丝想法都被我费力抓住,放进这个大网兜里了。观察人类思想史,我发现人们的立场总是会呈现出一个拐弯、再回归的趋势,对我也一样。从今往后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思考绝对逃不出这部片子里设下的范式,而且如果一开始我就没有明确的归属感的话,那么这一生可能都找不到一个答案。今天能够在银幕上看完这十几年的思考过程,这已经对我来说是个圆满的交代了。”“唔,’我唯一知道的是我一无所知’,瞧瞧,一个小苏格拉底主义者,我早该发现你比剩下的蠢人(这里加重了语气)惹人喜爱多了。”他再次转过头去,几乎是戏谑地又对那个脖子上挂着硕大十字架、满脸通红的老小姐不怎么诚恳地道了一次歉。“你可真够欠揍的。”“别夸我了,真不好意思。”他歪过头看看她。空气愉快地流动着,他又再开口。“与其说我不信神,不如说我不信这些人创造出来的神。我相信每个人都是有罪的,我也愿意相信有一个更高天的存在。但现代人表达崇信的方式太愚蠢虚伪了,你不能锦衣玉食地生活着、穿着暖和昂贵的衣服、坐没有炸弹而且还很安全的公交巴士去教堂说几句话就完事儿了。你有罪,那么就去帮助穷人,你爱世人,那么就给街边的老流浪汉买杯热咖啡。相当大一部分人就是不愿意踏踏实实地做一些事情,但做点真正有用的事情,是我们唯一能够解除’罪’的方式。说几声’万福玛利亚’,咻咻咻,你就焕然一新,这太可笑了。你知道吗?在我心里可笑的程度不低于一些杂种骚扰完女孩子之后又觉得自己压力大、罪孽深重,哭唧唧地去看心理医生,讲几句话他们又一身轻松地回去骚扰女孩儿了。”他没有朝她看,而是勾起嘴角,向着窗外。“世界主义者倡导的不就是这样的习惯吗?他们要我们依着神的意志爱整个世界,爱素不相识的远隔重洋的人,基本上这就等于什么都不用做。斯巴达人却相反,他们对除了自己族群之外的整个世界都残忍贪婪,但是对自己的同胞、邻居非常友好,切切实实互相帮助,在我看来这种狭窄的爱却比广播的爱更难做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