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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第1页）

&iddot;。这就有了问题，引起了几位有名的音韵学家的讨论和争论。罗常培先生、周法高先生、陆志韦先生、汪荣宝先生等都发表了意见，意见颇不一致。我习惯于&ot;在杂志缝里找文章&ot;，这一次我又找到了比较满意的正确的答案。

原来上述诸位先生仅仅从中国音韵学上着眼，没有把眼光放大，看一看t&iddot;和d

&iddot;在古代印度和中亚以及中国新疆地区演变的规律;没有提纲，当然无法挈领。在古代印度和中亚一带，有一个简单明了的音变规律：t&iddot;〉d&iddot;〉l

&iddot;〉l。用这一条规律来解释汉译佛典中的音变现象，涣然冰释。我在文章中举了大量的例证，想反驳是不可能的。

罗常培先生对此文的评价是：&ot;考证谨严，对斯学至有贡献。&ot;

一九四九年

《列子与佛典》

《列子》是一部伪造的书，这久成定论，无人反对。但是伪造的时间和人究竟是何时和何人，却缺乏深入的探讨。我在《列子》和竺法护译的《生经》中都找到了《国王五人经》的故事，前者抄袭后者，决无可疑。《生经》译出时间是能确定的，因此伪造《列子》的时间也就随之而能确定。《生经》译于西晋太康六年（285年），因此《列子》的成书不会早于这一年。至于《列子》的作者，就是故弄玄虚的张湛。

胡适之先生写信给我说：&ot;《生经》一证，确凿之至。&ot;

出路主流中的一个小漩涡--《浮屠与佛》

初回到北京，我根本没有考虑吐火罗文的问题，我早已在思想上把它完全放弃了。我偶然读《胡适论学近著》，里面有谈到汉译&ot;浮屠&ot;与&ot;佛&ot;字谁先谁后的文章，而且与陈援庵（垣）先生关于这个问题有所争论，好像双方都动了点感情。这一下子引起了我的兴趣。我想到吐火罗文ptā?k?t这个词，也写作p?ttā?k?t;这个词是由两部分或两个字组成的，前一半是ptā或p?ttā，后一半是?k?t。?k?t是&ot;神&ot;，旧译&ot;天&ot;，ptā或p?ttā是梵文buddha的吐火罗文写法。中国过去有些人总以为buddha的音译是&ot;浮屠&ot;、&ot;佛陀&ot;等等，而&ot;佛&ot;字只是&ot;佛陀&ot;的省略。可是在中国古代汉译佛典中，&ot;佛&ot;字先出，而&ot;佛陀&ot;则后出，说前者不可能是后者的省略，毋宁说后者是前者的延伸。那么，&ot;佛&ot;字应该说首先出于吐火罗文的p?t，因为最初佛教并不是直接由印度传来的，而是通过月支的媒介。在这样的考虑下，我就写成了这一篇论文《浮屠与佛》。文中也不是没有困难。对应汉文&ot;佛&ot;字的应该是以浊音b开头，而不是清音p。为此我还颇伤了一番脑筋，特别请周祖谟先生为我解决了这个问题。当时我眼界不宽，其实是&ot;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ot;。到了几十年以后，这个问题才终于得到了圆满的解决（见下面回忆）。

第53节：回到祖国（6）

文章虽写了，我却并没有自信。乘到清华园晋谒陈寅恪师之便，向他读了一遍我的论文，他当时眼睛已完全失明。蒙他首肯，并推荐给了当时学术地位最高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发表在第二十本上。

一九五零年至一九五六年

陷入会议的漩涡中

一九四九年迎来了解放。当时我同北大绝大多数的教授一样，眼前一下子充满了光明，心情振奋，无与伦比。我觉得，如果把自己的一生分为两段或者两部分的话，现在是新的一段的开始。当时我只有三十八岁，还算不上中年，涉世未深，幻想特多，接受新鲜事物，并无困难。

我本来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最怕同人交际;又是一个上不得台面的人。在大庭广众中、在盛大的宴会或招待会中，处在衣装整洁、珠光宝气的男女社交家或什么交际花包围之中，浑身紧张，局促不安，恨不得找一个缝钻入地中。看见有一些人应对进退，如鱼得水，真让我羡煞。但是命运或者机遇却偏偏把我推到了行政工作的舞台上;又把我推进了社会活动的中心，甚至国际活动的领域。

人民政府一派人来接管北大，我就成了忙人。一方面处理系里的工作。有一段时间，由于国家外交需要东方语言的人才，东语系成为全校最大的系。教员人数增加了十倍，学生人数增加了二百多倍，由三四人扩涨到了八百人。我作为系主任，其工作之繁忙紧张，概可想见。另一方面，我又参加了教授会的筹备组织工作，并进一步参加了教职员联合会的筹备组织工作。看来党组织的意图是成立全校的工会。但是，到了筹建教职员联合会这个阶段遇到了巨大的阻力：北大工人反对同教职员联合。当时&ot;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ot;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教职员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哪里能同工人平起平坐呢?这样一来，岂不是颠倒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地位!这哪里能行!在工人们眼中，这样就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是绝对不行的。幸而我国当时的最高领导人之一及时发了话：&ot;大学教授不是工人，而是工人阶级。&ot;有了&ot;上头的&ot;指示，工人不敢再顶。北大工会终于成立起来了。我在这一段过程中是活跃分子。我担任过北大工会组织部长、秘书长、沙滩分会主席，出城以后又担任过工会主席。为此我在&ot;文化大革命&ot;中还多被批斗了许多次。这是对我非圣无德行为的惩罚，罪有应得，怪不得别人。此是后话，暂且不谈了。

当时北大常常请一些革命老前辈到沙滩民主广场来做报告，对我们进行教育。陈毅元帅就曾来过，受到全校师生极其热烈的欢迎。其次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周扬同志的报告，记得不是在民主广场，而是在一个礼堂中。他极有风趣地说：&ot;国民党的税多，共产党的会多。&ot;他这一句话，从许多人口中都听到过，它确实反映了实际情况。一直到今天，半个世纪快要过去了，情况一点没有改变。有许多次领导上号召精简会议，然而收效极微。暂时收敛，立即膨胀，成为一个极难治疗的顽症。

学校秩序还没有十分安定，中央领导立即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ot;三反&ot;、&ot;五反&ot;、思想改造运动。

在北大，在奉行极&ot;左&ot;路线的年代，思想改造，教授几乎是人人过关。自我检查，群众评议。这种自我检查，俗名叫&ot;洗澡&ot;。&ot;洗澡&ot;有&ot;大盆&ot;、&ot;中盆&ot;、&ot;小盆&ot;之别。校一级领导，以及少数同国民党关系比较亲密的教授们，自然必然是&ot;大盆&ot;。换言之，就是召开全校大会，向全校师生做自我检查。检查得深刻才能过关。深刻与否，全由群众决定。一次过不了关，再来第二次、第三次，一直检查到声泪俱下，打动了群众的心，这个&ot;澡&ot;才算洗完。有一位就在自己的检查稿上加上旁注：&ot;哭!再哭!&ot;成为一时的&ot;美谈&ot;。

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当然是&ot;有罪&ot;的。可惜罪孽还不够深重，地位也不够高，只能凑合着洗一个&ot;中盆&ot;。检查两次就通过了。我检查稿上没有注上&ot;哭!&ot;我也没有真哭，这样通过，算是顺利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