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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长江流域书院与长江文化（第2页）

书院既是中国古代的教育中心，也是学术思想的研究中心。因此，书院的盛衰与宋以后学术思想的盛衰是同步的。学术思想的繁荣发达，总是要寻求、获得相应的教育组织来传播的，这在一定的程度上促进了书院的发达；而书院教育的发达，亦可进一步促进学术思想的繁荣（参见朱汉民。湖湘学派与岳麓书院。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1：2）。因此，学术思想的发达繁荣成为书院创建、发展的重要条件。

唐、宋以来，中国学术史上最重大的发展，就是出现了综合儒、佛、道思想的更具综合性的学术形态——理学。理学思想起源于中唐以后，创建于北宋之时，大盛于南宋，其发展的进程几乎与书院同步。因此，它和书院之间有着密切的相互促进的关系。唐代以前，长江流域的学术思想总是处于边缘地位，虽然也出现了一些著名学者和学术成果，但在整个中国学术史上并不占有重要的地位。而理学思潮出现后，情况则发生了很大变化。理学形成于北宋，理学开山鼻祖周敦颐出生于道州营道县（今湖南道县），他的学术活动主要集中于长江流域一带。由周敦颐所奠基的理学成为宋以后占统治地位的主流学术，标志着长江流域学术地位的崛起。特别是到了南宋，理学学术的重心完全转移到了南方，长江流域一带成为理学的重镇。理学史上几个重要的学派，如朱熹的考亭学派、陆九渊的象山学派、胡宏和张栻的湖湘学派、吕祖谦的婺学派，另外还有与理学展开学术争鸣的浙东事功之学，包括永嘉学派与永康学派，都活跃于长江流域一带。他们在这里研读经史、阐谈义理、会讲论辩、著述出书。书院成为他们从事学术研究、传播思想、创建学派的最好场所。总之，两宋时期书院的繁荣发达，离不开这些活跃于学术前沿的学子们的热忱。

（三）佛道宗教的发达

书院作为中国古代最具特色的教育组织，一方面在于它兼有传统私学的自由讲学与官学制度的完备这两个长处，另一方面则在于它兼收了儒家人文教育与佛道宗教教育的各自特色，佛道宗教对理学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佛道宗教的发达，又构成了书院建设及理学学术发展的重要文化条件。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自东汉就传入中国，两晋以后进入发展繁荣阶段。南北朝时期不仅北方的佛教文化十分发达，长江流域的佛教传播也十分繁荣。“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诗句，真实地反映了江南一带佛教发达的情况。尤其是天台宗、禅宗更在长江流域获得充分的发展。天台宗是中国佛教最早创立的一个宗派，因创始人智常住浙江天台山而得名。天台宗的教义主要依据《法华经》，故其又称法华宗。由于《法华经》曾在江南一带广泛流传，智法师以此为理论基础而创立天台宗，天台佛学中的一心三观、一念三千、圆融三谛、佛性说等均对中国的佛学产生了深刻影响。到了唐代，天台宗又有进一步的发展。总之，天台宗的兴起，主要是在长江流域一带，体现了长江宗教文化的发展。同时，长江流域又是中国化佛学——禅宗的大本营，在禅宗形成的初期，江南地区就成了禅学传播的重镇。中唐以后，六祖慧能得法南归传教，故而南宗的各宗各派纷纷在长江流域一带传播。慧能的著名弟子南岳怀让、青原形思、荷泽神会、南阳慧忠、永嘉玄觉等成为禅宗主流。其中又以南岳、青原两家弘法最力。总之，南宗的主要活动地就在长江流域一带，在长江文化发展中居于重要地位。

长江流域又是道教创教、传播的重要地方。无论是长江上游地区，还是中下游地区，均是最早传播道教的地方。从魏晋南北朝始，长江流域一带涌现出许多重要的道教教派和道教人物。同时，在江南一带形成了许多道教名山。如江苏的茅山，是道教的第八洞天、第一福地和第三十二小洞天。茅山是道教茅山派的发源地，许多著名道士如杨羲、葛洪、陶弘景、吴筠等均在此修炼。四川的青城山，为道教的第五洞天，张陵在此传五斗米道，其子张衡、孙张鲁均嗣法于此，山上保留有大量道教古迹。湖南衡山，是道教的第三小洞天，建有黄庭观、上清宫、降真观等道教宫观，亦有著名道士魏华存、徐灵期、司马承祯修炼于此。湖北武当山，为道教的七十二福地之一，亦是道派传教的重镇，有许多著名道士如吕洞宾、陈抟等修炼于此。另外还有江西龙虎山、安徽的齐云山等，均为道教的名山。

可见，佛、道二教在长江流域有着广泛而深入的传播。由于佛教寺庙、道教宫观林立于名山之中，而早期的书院也创设于名山，所以深受佛道二教的影响，佛道的宗教理论、修养方法也影响了理学学术及书院教学。故而，长江流域佛道的盛行，是书院繁荣的重要条件。

（四）造纸印刷的发达

书院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教育组织，能够形成、发展于唐、宋之际，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书籍的普及。书院首先要能藏书，然后围绕着藏书能够展开教书、读书、著书、出书等一系列的教育文化活动。而唐、宋之际造纸印刷的发达，促进了书籍的普及，进而为书院创造了重要的文化条件和物质基础。

造纸术发明于汉代，而到了唐、宋之时，造纸业的技术不断提高，纸的产量、质量亦大大提高。中国地缘广大，各地所提供的造纸原料不同，故而造出的纸在质量、用途上各具特色。长江流域的造纸业十分发达，一方面是各地均有自己的知名作坊和高超的技艺，如歙州的造纸技术就闻名一时；另一方面各地的造纸原料也不同，长江流域一带就各以麻、竹、藤、苔、稻草、麦茎等为造纸原料，故而造出的纸各有特色。长江流域成为重要的产纸地，浙江、四川、湖北等地都有自己的名纸和纸业作坊，在当时名极一时。

纸业的发达，又促进了印刷业的发展。从中唐到两宋，是中国印刷业发展的黄金时期。最初盛行各种雕版印刷，宋代发展出官府刻印、书坊刻印、私人刻印等印书类型，刻书地点遍布全国。在北宋还形成了四个雕版印书的中心，那就是四川的成都、浙江的杭州、福建的建安（今建瓯市）、河南的开封，其中大部分均在长江流域。到了南宋，这几个印书中心继续发展。在长江流域的雕版印刷得到发展的同时，活字印刷也发展起来。北宋时，毕昇试制成功了活字印刷，其印刷方法具有制活字、排版、印刷等主要步骤，极大地促进了印刷业的发展。

由于长江流域的造纸业、印刷业比较发达，使原本十分珍贵的书籍大大地得到了普及。民间普遍具有收藏书册典籍的可能，这样，就有可能使先秦、两汉曾经流行的各种私学演变为书院这种更具特色的教育机构。

上面所列举的四个方面是长江流域书院在唐、宋以后崛起的重要条件，由此可见，长江流域的书院教育之所以如此繁荣发达，完全是这个时期崛起的长江文化促进的结果。

三、长江流域书院对长江文化发展的推动

书院教育与长江文化的发展是互动的，唐、宋之际长江文化的发达，促进了这个地域中的书院教育。同样，书院教育的兴起，又对长江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当然，长江流域书院对长江文化发展的推动也是多方面的，这里主要从文化创新、积累、传播几个方面来分析这一问题。

（一）文化创新功能

书院的文化创新功能主要体现在宋、元、明、清时期学术文化的创新与发展。两宋时期，特别是南宋，长江流域书院与理学紧密结合，从而导致了理学的蓬勃发展和学术地位的确立。这段时期内，理学家的教育活动、理学学术成果的形成、理学思想的传播、理学学派的形成、理学思潮的发展，往往要以书院为基地，总之，书院与理学的相互渗透，极大地促进了理学学术的发展。南宋时期理学学术的创新发展，确是得益于长江流域书院这个学术中心。

长江流域的学术能够在元、明、清时期继续获得蓬勃发展，其社会影响力甚至超过两宋，同样与这段时期书院在学术上的重要地位有密切联系。明中叶以后，长江流域的心学思潮得以蓬勃发展，这是由于明中叶书院教育与当时心学思潮的结合有关。代表明代心学思潮的有两大学派：王学与湛学。王学是指王阳明及其后学所形成的学派。王阳明的学术思想形成于贵州，他在贵州创办龙冈书院、主讲文明书院。正德十三年（1518年）以后，他的主要学术活动在江西，故又修濂溪书院，赴白鹿洞书院讲学。嘉靖三年（1524年），他在浙江绍兴时又“辟稽山书院，聚八邑彦士，身率讲习以督之”。王阳明因在长江流域的诸书院中讲学，其弟子遍及江南，形成了浙中王门、江右王门、南中王门、楚中王门等，这些王门弟子又是在长江流域创办或主持书院讲学的主力军。湛学则是指湛若水创建的学派。湛若水师从陈献章，后自立门户，到处建书院讲学，其所创书院中有名者，如西樵精舍、大科书院等。他所创办、主讲的书院很多，黄宗羲称其“平生足迹所至，必建书院以祀白沙，从游者殆遍天下”。甘泉学案。明儒学案，卷三七。。总之，由于王、湛借助于书院从事学术活动，从而推动了明代心学思潮的不断更新发展。

明、清之际的学术思潮发生了一系列的重要变化。最初，以“实学”相标榜的一代学者活跃于当时的学术思想界，他们同样利用书院研究学术。如无锡的东林书院就是晚明时期影响甚巨的著名书院，清初的浙东学派也以甬上证人书院为基地研究学术。清乾嘉以后，以诂经考史为特色的汉学思潮兴起，他们同样利用了书院，浙江杭州的诂经精舍就是这些书院中影响最大的一所。概而言之，从晚明到清初，长江流域的书院教育仍然促进着学术文化的更新与发展，使得这个区域知识群体的学术观念、学术成果一直居于全国的前列。

（二）文化积累功能

书院的文化积累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是著述。书院是一个地域乃至全国的学术中心，这里汇聚着五湖四海的学术精英和勤奋学子，他们总是在不断地开拓着新的学术领域，产生新的学术思想。为了将这些学术成果保存下来，书院的师生们在这里潜心著述，以积累学术文化的成果。所以著述是书院实现文化积累的重要方面。那些学术大师在主持书院工作的同时，也从事学术著述，他们的许多代表著作也是在书院中完成的。同时，他们常常将各种讲义、经说整理成书，供学生研究参考。许多书院生徒将自己和老师质疑问难的对话记录下来，编成“语录”、“答问”之类的书。另外，许多生徒在学习的过程中，也撰述论文或著作。这样，书院在它的长期办学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学术文化。从宋代朱熹的《朱子语类》、张栻的《南轩孟子说》、吕祖谦的《丽泽讲义》，到清代的《紫阳书院课艺》、《尊经书院初集》、《诂经精舍文集》等，均是书院所积累起来的学术文化成果。

其二是刻书出版。书院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刻书出版。其刻书的范围，除上述书院主持者的著作、讲义以及语录、课艺、书院志、同门录外，还包括能服务书院教学、研究、交流的经史子集各类图书。这样，书院又在事实上成为各个地方的刻书出版中心。长江流域的书院发达，故而在刻书印书以实现文化积累方面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在宋、元、明、清四代中，长江流域的书院刊刻了大量图书。在古代出版业中，形成了因校勘严谨、质地精良而著称的“书院本”图书，长江流域的江苏、浙江、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四川等地的书院，均大量刊刻了这种“书院本”的书籍。明、清以来，书院刊刻书籍的数量越来越大，故而有的书院还专门设有刊刻图书的书局，承担地方上刊刻出版书籍的任务。如江苏的南菁书院，就设立了南菁书局，四川的尊经书院，则设立了尊经书局。书局是专门刊刻书籍的机构，其出版书籍在数量、质量上均有很大的提高，如尊经书局几年就刊刻书籍达百多种，对积累文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其三是藏书。藏书是书院的三大规制之一，故而是书院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地方文化建设事业来说，藏书也起着文化积累的作用。所以，遍布长江流域的大大小小的书院，均通过收藏、借阅典籍图书的活动，将各种类型的图书典籍集中起来，并通过捐赠、刊刻、购置等渠道不断丰富藏书，使书院的藏书成为地方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书院的藏书之精、之多，在地方的图书收藏中是少有的。这些书院都建有专门的书楼、藏书楼、御书楼、尊经阁，以保存这些图书。如岳麓书院的御书楼（原名书楼、尊经阁）就先后收藏有宋真宗、宋理宗、清康熙、清乾隆所赐种种御书。南宋魏了翁所主持的四川鹤山书院，藏书量达到十万卷。长江流域书院的藏书之珍贵、丰富，对地方文化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其四是祭祀。祭祀也是古代书院的规制，是书院教育的重要特色。书院在千年办学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祭祀系统，除了祭祀至圣先师孔子之外，书院祭祀的对象还包括与本书院尊崇学统的相关人物、地方的名儒乡贤、创建书院的有功之士等。这样书院的祭祀就有了很浓厚的传承学统、彰显地方文化的文化积累功能。长江流域各地均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方学术传统和地域文化，如蜀学和巴蜀文化、湘学及湖湘文化、徽学及徽文化、赣学和赣文化、浙学和浙江文化等，这种地方学术和地域文化往往又是书院办学过程中学术思想积淀的结果。而各地的书院祭祀，对保存及强化这种地方学术、地方文化起了很重要的促进作用。如四川的书院祭祀三苏父子、魏了翁等，湖南的书院祭祀周濂溪、胡安国、胡宏、张栻等，江西的书院祭祀朱熹、陆九渊等，浙江的书院祭祀吕祖谦、陈亮等。这些祭祀均具有积累文化、传承学统的文化继承意义。

（三）文化传播功能

书院是一种多功能的文化组织，但是其最基本的功能仍是教育，而教育的特点就是传播文化，即把前人积累起来的文化传播开来或传递给下一代。因此，长江流域蓬勃兴起的书院群，极大地促进了这个地域的文化传播，对文化发展、人才培养等各个方面均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

书院在文化传播方面之所以能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与书院这种教育组织的特色是分不开的。

首先，书院将精英化的高等教育与普及化的基础教育结合起来。在中国古代，一般情况下是由朝廷主持的官学系统承担高等教育的职能；而基础教育则没有纳入正规的教育体制，主要由家族、民间社会来承担。而宋以后建立的书院体制，则承担了上述两方面的教育职能。一方面，各地书院尤其是那些名书院，大多是古代高等程度的教育机构，主讲者为国内名流大师，来受教育者也是文化水平很高的学者，有的甚至是地方官吏，他们之间传播的内容也是程度很高的“大人之学”。地处长江流域的“南宋四大书院”，均是这种高等的教育机构。另一方面，大量建于乡村、城镇、家族的书院均属那种基础教育程度的书院，这一类书院的数量多、分布广，在我们对地方书院的统计数字中，大量的书院均属这种类型。它们能够“教其乡之子弟及四方从游者”，在发展地方基础教育、促进文化发展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于书院能够将精英化的高等教育与普及化的基础教育结合起来，故而对长江流域成为中国文化的重心起到了十分大的推动作用。

其次，书院能将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结合起来。书院是一种独具特色的教育组织，它的教育主要是一种学校教育，以补充官学教育的不足或取代官学教育。书院与官学不同的是，它的学生来源没有那样的严格限制，一般的书院都要接纳社会上的“游学之士”。岳麓书院每逢有名人来讲学时，社会上来听讲者络绎不绝，高峰时多达千人。所以，明代岳麓书院还建有专门的延宾馆、集贤馆，以供游学之士居住。此外，许多乡村或家族的书院，往往还要对村民从事一些文化普及的工作。这也是书院教育能够有效地促进长江文化发展的原因。

再次，书院能够将经史教育与各种专科教育结合起来。在中国传统教学内容体系中，经学、文史等一直是教学的主体，书院的教学内容也是以此为主。但是，书院毕竟是一种相对自由灵活的教育体制，故而也产生出许多专科方面的教育，包括专习官话的正音书院、专习武事的肄武书院、专讲医学的医科书院等。晚清时期，各地还建立了许多专讲西学西艺的书院。这也是书院能够大大促进长江流域文化传播的重要原因。

由于书院教育具有上述特点，而长江流域的书院建设又十分发达，故而对长江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上面论述了书院的文化创新、文化积累、文化传播的多种功能，以说明长江流域书院对长江文化发展的推动作用。事实上，书院既充分发挥了促进长江文化发展的作用，同时也是长江文化发达的一个重要标志。

（原载《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新华文摘》2005年第23期全文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