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阶段为帝国的溃败期,李自成重新出山,张献忠、罗汝才降而复叛,农民军声威大振。帝国方面,杨嗣昌自杀身亡,洪承畴败而降清,卢象升力战殉国,独剩孙传庭,提陕西精锐之师扼守潼关。崇祯急于求成,下令孙传庭出关作战,孙传庭倾巢而出,全军覆没。帝国一蹶不振,再也没能组织起有效的反击,农民军势如破竹,攻入北京城,明帝国就此灭亡。
本文虽站在明帝国角度评述帝国战略,却无诋毁农民军之意,而是把农民军当成同等地位的对手,只谈论战略布置和战术实施,不涉及阶级斗争。
另外,我也没有按照年代顺序罗列帝国的全部战史,而是特别挑选了几位有代表性的军事指挥官,以及他们实施的战略战术。最终结果是帝国覆灭,自然这一切战略构想都宣告破产,但对于这几位明帝国将领,历史还是应该给予公正评价的,帝国之病患,深入骨髓,不是军事战场上能够解决的。
2帝国的主要敌人‐‐&ldo;流寇&rdo;
从某个角度讲,战争的胜败取决于双方&ldo;知己知彼&rdo;的程度,因为&ldo;知己&rdo;,所以能够扬长避短,因为&ldo;知彼&rdo;,所以能够找到对方的弱点。我们要评价崇祯朝明帝国的军事行动、战略部属是否恰当,除了凭借最终结果判断外,还需要了解帝国敌人的情况。
&ldo;流寇&rdo;的主要成员是破产的农民,这点毫无疑问。但究竟是什么原因直接或间接导致他们的形成,他们的人员构成是怎样的,帝国的中坚阶层‐‐知识分子和中产阶层对他们起过什么作用?在帝国的无情镇压和温情招抚下,他们经历了什么样的挫折,每个历史阶段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他们最终是怎样成长壮大起来的呢?
本文只是简要讨论&ldo;流寇&rdo;的起源和发展,作为分析帝国战略的背景资料以参考。
一般来说,农民沦落为寇,是要经历悲惨命运的。或因天灾、或因人祸,于是流离失所,迫不得已才举起叛旗。如果仅仅是地方上的个别现象,尚不足构成对帝国的威胁,只有这类现象在全国都普遍出现了,才会有动摇帝国根基的力量滋生。
国家税收,就是一项影响全国的国策。
萨尔浒一役,明军大败于建州后,明帝国就增派&ldo;辽饷&rdo;。巡按江西御史张铨就曾上书曰:&ldo;自军兴以来,所司创议加赋,亩增银三厘,未几至七厘,又未几至九厘。辟之一身,辽东肩背也,天下腹心也。肩背有患,犹借腹心之血脉滋灌。若腹心先溃,危亡可立待。竭天下以救辽,辽未必安而天下已危。&rdo;
御史张铨很有远见,他批评明政府因为辽东战事而进行帝国总动员,赋税一加再加,因此而造成中原的动荡,则是亡国之祸了,如今竭尽全国的资源来救辽东,只怕辽东尚未平定,中原就已经陷入了危险。这段话相当有预见性,因为无法支付国家税收,民众不得不逃往或者反抗,反抗形成了规模,镇压则需要大量的资金组织军队,这些资金怎么来呢?只有征收更多的税收,却也造成了更广泛的反叛。明帝国仿佛陷入了某个怪圈,要剿匪就得征税,而征税却使得匪越来越多。这自然是帝国政治恶化、经济崩溃的必然处境。
&ldo;流寇&rdo;虽然有了普遍的来源基础,但毕竟是一群农民组成的乌合之众,相较帝国正规军来说,领袖人物缺乏军事素养、士兵战斗力低下、缺乏武器、粮食匮乏,没有战略和战术意识,作为匪徒打劫还行,真正作战却一击即溃。
这一切,在正规军人大量加入&ldo;流寇&rdo;后,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而正规军人的反叛,也是因为辽事。
随着帝国走向总崩溃的同时,帝国兵制也遭到了严重破坏,明初的屯田制到明末非但不能补充国用,连士兵自身的生存供应都不能提供了,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军饷严重不足。在天启七年,陕西巡抚胡廷宴上疏说:&ldo;临巩边饷缺至五、六年,数至二十余万;靖卤边堡缺二年、三年不等;固镇京运自万历四十七年至天启六年,共欠银十五万九千余两。各军始犹典衣卖箭,今鬻子出妻;始犹延街乞食,今则离伍潜逃;始犹沙中偶语,今则公然噪喊也。&rdo;
军饷匮乏,从万历晚期开始就出现,那时候还只是表现为士兵逃跑、战斗力低下,还不至于大规模的投奔&ldo;流寇&rdo;。
崇祯二年,建州大军绕过宁远、山海关防线,从河北遵化、蓟县等地入侵,攻陷遵化、玉田、三河、香河、顺义等县,兵锋直指北京城。当时情况十分危机,明遵化巡抚王元雅自杀,增援的山海关总兵兆率教阵亡,崇祯杀了辽东督师袁崇焕,导致辽东总兵祖大寿带领部队往山海关逃去,北京城一片混乱。
《明末农民战争史》记载:朝廷紧急下令各地督抚速速勤王。于是山西总兵张鸿功带领晋兵五千人增援,山西巡抚耿如杞带领抚标营和太原营三千余人勤王。陕西三边总督杨鹤和陕西巡抚刘广生、甘肃巡抚梅之焕、延绥巡抚张梦鲸抽调各镇精兵一万七千多人,由沿边五大镇总兵吴自勉、尤世禄、杨麟、王承恩、杨嘉谟率领。此外,还有河南巡抚范景文、江西巡抚魏照乘、陨阳巡抚梁应泽也率领大量官兵。
在崇祯二年,勤王师络绎不绝,为击退建州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样,也因为兵部调度不利、粮饷供应不足等多种原因,导致勤王师的兵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