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崇祯元年,陕西巡按御史李应期曾上言曰:&ldo;全陕西地多硗确,民鲜经营。慨自边疆多事,征兵征饷,闾阎十室九空。更遇连年凶荒,灾以继灾,至今岁而酷热异常也。臣自凤汉兴安巡历延庆、平凉以抵西安,但见五月不雨,以至于秋,三伏亢旱,禾苗尽枯,赤野青草断烟,百姓流离,络绎载道。每一经过处所,灾民数百成群,拥道告赈。近且延安之宜、等处,西安之韩城等属,报有结连回罗,张旗鸣金,动以百计。白昼摽掠,弱血强食。盖饥迫无聊,铤而走险。与其忍饿待毙,不若抢掠苟活之为愈也。&rdo;
根据渐渐壮大的农民军对帝国之威胁,杨鹤提出了招抚为主、追剿为辅的战略。
杨鹤上疏指出&ldo;盗贼&rdo;之起,&ldo;总因饥荒之极,民不聊生&rdo;,以剿为主则要调集大军,军粮和军费都是巨大的开支,最终结果仍然是&ldo;诛杀胜诛&rdo;,&ldo;屡剿而屡不定&rdo;。采用招抚方法除了既往不咎和委以利诱外,还需要真正的帮助农民安置下来。&ldo;盖解而散,散而复具,犹弗散也。必实实赈济,使之糊口有资,面后谓之真解散。解散之后尚须安插,必实实给与牛种,使之归农复业,面后谓之真安插。如是则贼有生之乐,无死之心,自必帖然就抚。抚局既定,剿局亦终。臣所谓欲行剿抚之实著,必有剿抚之实惠者此也。&rdo;
杨鹤很看重招抚政策的真正落实到位,首先就需要适当的经费。如果只是表面上解散敌人的武装和队伍,不解决农民的生计问题,无异于自欺欺人,即&ldo;徒以抚愚贼,是即以贼自愚,此不终日之计也。&rdo;
最后,杨鹤还特意算了一笔帐给崇祯皇帝看,派军队剿匪的费用,大量的钱花了就花了,杀人太多并不是一件好事,还有考虑士兵的善后问题。但把钱用在招抚上则大为不同,招抚一个盗贼,则是多了一个帝国纳税人。
帝国同样是开支大笔费用,剿匪的费用是收不回来的,而招抚却是提供了长期的资金来源,实在是最划算的事情。
回顾一下杨鹤的招抚主张。其一,招抚比剿匪要划算,其二,招抚不能流于形势,必须实实在在的安置农民生产,提供种子、耕牛,这也是为帝国纳税创造条件。
杨鹤的这种说法,即使在今天的我们看来,也会认为相当有道理。在当时,也说服了崇祯皇帝。崇祯四年正月的一次廷对中,崇祯就对陕西参政刘嘉遇说:&ldo;寇亦我赤子,宜抚之。&rdo;
于是崇祯皇帝拿出十万帑金招抚,并且发布诏书,帝国的招抚政策正式展开。在杨鹤的努力和朝廷的放赈下,招抚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功,陕西的各部起义军几乎都接受过招安。
但十万帑金和藩王捐助的五万白银和粮食二万石并不够用,&ldo;所救不够及十一&rdo;。
崇祯四年七月,李继贞就上疏坦言&ldo;前赈臣携十万金往,度一金一人,止可活十万人,而斗米七钱,亦止可活五十日耳。皇上宜敕赈臣回奏,前十万金果足乎?不则当早蓓恩膏,虽内帑不宜惜也。&rdo;
招抚政策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资金不足,解散起义军,将农民安置回家乡,帮他们修好房屋,提供必要的生活物资和生产工具,这才算真正的化贼为农。这个战略执行时间长,初期费用投入高,还需要地方政府的组织配合工作,一旦资金不足停滞了下来,农民则会降而复叛,乃至功亏一溃,所有努力和投入都白白付之东流水了。
由于后继资金严重不足,招抚政策渐渐陷入了危机,主剿派势力抬头,极力攻击杨鹤的绥靖政策,地方官员甚至秘密策划诱杀受降的农民军首领,引起了农民军的警惕,以至于陕西局势再度恶化起来。
陕西农民军的兴起激怒了朱由检,缺乏耐心的崇祯皇帝勃然大怒,把努力贯彻招抚政策的杨鹤当成了让农民军壮大的罪魁祸首,除了痛骂一通外,还将其罢免、下狱、戍边。
至此,帝国的战略由招抚转变了围剿。
4围剿政策‐洪承畴和卢象升的联手
帝国的战略从主抚调整主剿,并不意味着只剿不抚,一般来说,剿和抚是同时进行的,只是将主要的精力放在其中某一方面而已。
事实上,主剿期间,有关抚的记录也比比皆是。
《崇祯实录》记载有:
崇祯五年,洪承畴请留陕西饷银二十万资剿费,并以劝农,从之;
崇祯六年,上心谓饥民非流寇,而鼎臣亦藉以宽文法也;上遂谕都察院,以&ldo;民穷盗起,皆由亲民之官妄取民财、弥逢上官;小人得志,百姓愈困&rdo;敕巡按御史广访以闻;
崇祯七年,三月丁亥〔朔〕,南京右都御史唐世济上言:流寇有四:一乱民、一驿卒、一饥黎、一难氓;宜分别剿抚。上善之,命专委总督陈奇瑜。
由此可见,帝国的主剿绝非不抚,这点不容忽视。
杨鹤的招抚政策,虽然在理论上是完美的,但帝国中央政府资金极度匮乏,难以维继,况且以帝国当时官僚系统的组织和后勤能力,是否能真正完成农民的安置工作,还值得怀疑,招抚为主的战略阶段性结果也不好。
《崇祯实录》记载,巡按陕西御史李应期言&rdo;秦贼旋抚旋叛&rdo;;御史吴甡新代,上命其确察报闻。于是甡上言:&ldo;为今之计,惟集兵南北合剿,歼渠魁而余众自破,明赏罚而士气自鼓;秦事犹可为也&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