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生性安静,总是勤勉而无声地做着家务,完全不像一般家庭妇女那样爱唠叨。父亲每个月把工资交给她,一家的生计安排就落到了她的肩上。她很会安排,譬如说,每逢中秋,我们家是买不起月饼的,但她一定会自制一批月饼,也很香酥可口。幼小年纪的我无忧无虑地享受着母亲的照料,哪里能体察她心中的压力。上小学时,有一天放学回家,我发现家里笼罩着异样的气氛。父亲不在家,母亲躺在床上,地板上一只木盆里盛满血水,邻居们聚在屋子里外议论着什么。三岁的小弟弟悄悄告诉我:妈妈生了个死孩子,是女的。五岁的大弟弟补充说:手还没有长成呢,爸爸用一只大铲子运走,丢到专门放死孩子的地方去了。我听见一个邻居在劝慰母亲,而母亲回答说:&ldo;死了还好些,活的还不允许把她弄死呢。&rdo;我默默听着,惊诧于母亲的悲苦和狠心,突然感觉到了小屋里笼罩着贫困的阴影。曾几何时,也是在这间小屋里,母亲在这同一只木盆里洗衣服,她的年轻的脸沐浴在阳光中,对着我灿烂地笑,这样甜美的情景仿佛遥远得不可追寻了。除了最小的妹妹外,我有一个弟弟也是夭折的。据母亲说,他比我小一岁,生下后几天就死了。在我整个童年时代,我无数次地怀念这个我对之毫无印象的弟弟,因为他与我年龄最接近,我便想象他如果活了下来,一定会是我的知己,于是为失去他而格外伤心。
虽然生活比较窘困,父亲和母亲的关系仍是十分和睦的,我从未看见他们吵架。他们会为日常开支烦恼,但从来不曾抱怨命运。量入为出,精打细算,他们把这样的生活方式视为天经地义。也许当时多数人家都是这样过日子的,所以并不显得难以忍受。童年的家境使我习惯了过节俭的生活,在以后的生涯中,物质上的艰苦对于我始终不成为一个问题,我从来不觉得节俭是一种痛苦。由于奢华是我全然陌生的,我也不觉得奢华是一种幸福。直到现在,虽然常有机会瞥见别人的奢华生活,我仍自然而然地觉得那是一种与我无关的东西,对之毫不动心。父亲和母亲给予我的另一笔遗产是老实做人。他们都是本分人,压根儿不知道有玩心眼这种事,在邻里之间也从来不东家长西家短。这种性情遗传给了所有子女,我们兄弟姐妹五人都拙于与人争斗,在不同程度上显得窝囊。我的妻子和朋友在接触了我的家人以后,都不禁为他们的老实而感慨。比较起来,我算最不窝囊的,但是我以及真正了解我的人都知道,其实是我后来的所谓成功掩盖和补偿了我的窝囊罢了。
我的家庭实在是平凡得不能再平凡了。如果要查文化传承,就更无渊源可循了。无论父系还是母系,上一辈亲属里找不出一个读过中学的人。我的父亲在其中算是最有文化的,但也只读过小学,靠自学才粗通文墨,母亲则是通过扫盲才识字的。父亲的柜子里只有少得可怜的书,基本上是干部学习资料之类,此外有几本苏联反特小说和一本福尔摩斯探案,表明父亲也曾经有过一点儿消遣的阅读。高考报名前,上海一所大学为考生提供咨询,一位老师听我说要报文科,问我是否受了家庭的影响,我能举出的只有父亲柜子里的一套《毛选》。
我有一些朋友也出身平凡,但他们能够在家谱中追溯到某个显赫的先人,我却连这种光荣也丝毫没有。为了奚落他们也为了自嘲,我向他们阐发了一个理论:第二等的天才得自家族遗传,第一等的天才直接得自大自然。当然,这只是一个玩笑,因为我不是天才。不过,就理论本身而言,多少有一点道理。历史上有一些人才辈出的名门,但也有许多天才无家族史可寻。即使在优秀家族中,所能遗传的也只是高智商,而非天才。天才的诞生是一个超越于家族的自然事件和文化事件,在自然事件这一面,毋宁说天才是人类许多世代之精华的遗传,是广阔范围内无血缘关系的灵魂转世,是锺天地之灵秀的产物,是大自然偶一为之的杰作。
3
二准贫民窟周国平
从记事起,我家就住在侯家路120号。不过,那不是我出生的地方,我出生在虹口区的一所房子里。母亲说,怀我的时候,抗战临近结束,日本飞机频繁轰炸上海,虹口是重点目标,窗外警报声和炸弹声不绝,使她处在极度的惊慌之中。也许正是这种特殊的胎教,造就了我的过于敏感的天性。母亲怀我时身体不好,分娩后没有奶水,我是靠奶粉养大的,因此体质也比较弱。我生下后不久,一家姓毛的邻居不慎失火,把整幢房子烧了。其后这个邻居投靠他的哥哥,把我家也介绍过去,于是我家搬到了侯家路,住进了他哥哥当二房东的住宅里。事过十多年后,母亲还常常不胜怀念地说起虹口住宅的舒适,而对毛家的闯祸耿耿于怀。我是丝毫不记得我的诞生屋的情形了,受母亲情绪的感染,我总把它想象成一幢明亮宽敞的楼房,总之世上没有比它更美丽的房屋了。
侯家路位于上海东南角,属于邑庙区,后改称南市区。那里是上海的老城,窄小的街道纵横交错,路面用不规则的蜡黄色或青灰色大卵石铺成,街道两旁是低矮陈旧的砖房和木板房,紧紧地挤挨在一起。在当时的上海,有两个区最像贫民窟,一个是闸北区,另一个就是邑庙区。邑庙区靠近黄浦江,由于排水设施落后,每年暴雨季节,当黄浦江涨水的时候,那一带的街道上便会积起齐膝深的水,我们称作发大水。水是从阴沟里漫上来的,当然很脏,水面上窜跃着水蜘蛛。大人们自然觉得不便,但我们孩子们却像过节一样,一个个穿着木屐或赤着脚,兴高采烈地在脏水里蹚来蹚去。对于可怜的城市孩子来说,这是难得的和水亲近的机会。
上海老城区的黎明景象极具特色。每天清晨,天朦朦亮,便有人推着粪车边走边吆喊,家家户户提着马桶走出门来,把粪便倒进粪车,一时间街上臭气扑鼻,响起了一片用竹刷洗刷马桶的声音。一会儿,垃圾车来了,推车人玎玲玎玲地摇着手铃,家家户户又出来倒垃圾。街道就在这刷马桶声和铃铛声中醒来了。然后,女人们提着竹篮,围在街道边的菜摊旁讨价还价,一片喧哗声,开始了雷同而又热闹的一天。
走进侯家路某一扇临街的小门,爬上黢黑的楼梯,再穿过架在天井上方的一截小木桥,踏上一条窄窄的木走廊,我家便在走廊的顶头。那是一间很小的正方形屋子,只有几平方米,上海人称做亭子间。顶上是水泥平台,太阳一晒,屋里闷热异常。它实在太小了,放两张床和一张饭桌就没有了空余之地,父亲只得在旁边拼接出一间简易屋子,用作厨房。现在我完全无法想象,那么狭小的空间里是怎么住七口人的,但当时却丝毫不感到难以忍受,孩子的适应性实在是超乎想象的。
从街上看,120号是一扇小门,走进去却别有天地,其实是一座颇深的二层建筑,住着十多户人家。二楼主体部分基本归毛家使用,小木走廊上的几间小屋以及一楼的房屋则租给了其他房客。楼下住着几家湖北人,常聚在一起搓麻将赌钱,楼上的居民就向警察告发,因此楼上和楼下之间充满敌对情绪。夏天的夜晚,二楼的居民经常在屋顶的水泥平台上乘凉,毛家叔叔喜欢讲鬼故事,我每每听得毛骨悚然,不敢回屋睡觉。他还讲过一个徐伟长的故事,说是有一寡妇怀了孕,被告到官府,徐伟长断案,论定只是因为这女人与婆家人包括小叔子共用一个马桶,马桶内有精气而致孕,后来女人生下一无骨死胎,证明了断案正确。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但当时我头一回听到与性有关的谈论,似懂非懂,觉得很神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