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我感到格格不入的还有当时盛行的&ldo;三忠于&rdo;之风,什么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绣宝像、表忠心,这一套做得煞有介事。起床号一响,所有的人边穿衣服边冲向室外,列队站在空地上,挥动&ldo;红宝书&rdo;,高喊&ldo;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身体健康&rdo;。每顿饭前,都要集队高唱&ldo;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rdo;。我在当时的日记里写道:&ldo;&lso;顶峰&rso;只是宗教的代名词。事实上,一切宗教仪式都应有尽有了:祷告,忏悔,唱赞诗,诵经文……&rdo;公开抵抗是不可能的,但我实在觉得参加这类活动是愚蠢的,便消极怠工,装得动作缓慢,等我赶到时往往仪式已经结束。
面对这样的环境,学生中有两种表现比较常见。一种是主动敏捷地适应环境,在那些机械的事情上革命透顶。有一个当饲养员的同学竟然亲自品尝猪食,以表示热爱养猪工作。大粪是香的‐‐这几乎成了不容置疑的真理,人们以此证明自己的感情包括嗅觉都已经彻底劳动人民化。当然,如同一切不合常情的极端行为一样,这些举止背后都有强烈的功利目的。更多的人则迅速地成为庸俗的现实主义者,唾弃一切理想,成天谈论和思虑的唯一大事是娶妻生子。有人对我说:&ldo;什么理想、事业,有什么用?还不是一样在农村呆一辈子。&rdo;我虽然也看不到前途,但仍信奉理想主义。我回答说:不对,生活有无意义,不决定于环境,而决定于精神状态。同样的生活环境,不同的精神状态,生活的意义也就完全不同。理想虽然不能变成现实,但仍有作用,就是赋予现实一种方向和品格。在人们看来,我与环境的不协调是十分扎眼的。好心人便替我惋惜,纷纷劝我学一点生活哲学,这样才可以使我的遭际与我的才能相称一些。有一天,一个同学盯我良久,说:&ldo;我对你的一生,从过去到现在到将来,都表示同情和遗憾。&rdo;还有一个同学预言:&ldo;你将来或者青云直上,或者大祸临头,反正不会像一般人那样活着和死去。&rdo;甚至那个老实的副连长也劝我学会适应环境,否则再大的本事也用不上。
总算熬到了头,1970年3月中旬,我们离开农场,奔赴各自的工作地点。虽然日夜盼望这一天,但是,这一天来了,心情依然迷惘。客轮在苍茫的湖面上航行,远处的那一小角陆地,那一块我们曾经在上面流过汗的土地,逐渐模糊而消失了。四周湖水浩淼,水天一色。我和那两个曾经同游橘子洲头的同学一起站在甲板上,他们也去广西,我们靠着栏杆,长久地沉默着,各想着自己的心事。&ldo;一生交给党安排‐‐这句话该怎么理解呢?&rdo;其中一个说。&ldo;进去了,还能不能出来呢?&rdo;另一个仿佛自言自语地说。我凝视着湖面上若隐若现的几点白帆,它们像风筝一样,从远处的天空轻轻地飘过来,滑过眼前的湖面,又轻轻地飘向另一头的天空去了。我一直沉默着,不知道说什么好。好不容易从地图上找到一个小小的点,标着我要去的那个地方的名称,也许我将永远生活在那里了。其实,去什么地方,从事什么职业,我并不很在乎,使我忧虑的是我将处在什么样的人群中。一个同情者曾半开玩笑地问我:&ldo;到了下面,你的诗还有什么用呢?&rdo;是的,我的诗,我的心,我所珍惜的一切,还有什么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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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广西资源县周国平
从洞庭湖农场出来,我的目的地是广西资源。先从长沙乘火车到桂林,住一夜后,第二天早晨,在桂林汽车站乘长途汽车。坐在车上,想到这辆车将把我送到一个既陌生又很可能要呆一辈子的地方,我的心情既好奇又落寞。中午,到达一个叫百里村的小站,停车休息,司机和乘客都在站上的食堂吃午饭。在以后的岁月中,我许多次重温这个情境,百里村相当于资源的门户,进出都要在此停留。从百里村驶出不远,汽车就进山了。山越来越深,越来越高,汽车在弯弯曲曲的山间公路上颠簸盘旋。一边是崖壁,另一边是深谷,路面窄而不平,迎面错车相当惊险。车窗外细雨迷蒙,似雨似雾,罩住了群山。下午四点钟左右,终于到达资源县城,正遇上开公审会散会,街上人流如潮。
资源是一个小县,人口仅十万多一点,位于广西北部,与湖南接壤,当地农民的生活习惯和方言也与湖南相近。全县有七个公社(乡),分布在越城岭山脉之中。这里是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毛泽东《长征》诗曰&ldo;五岭逶迤腾细浪&rdo;,越城岭就是五岭之一。县城很小,建在山坳上,抬头看四面都是山,居民也就几千,只有一条街,几分钟就能走完。在农场里关了一年半,现在突然自由了,可以随心所欲地走动了,我感到轻松愉快。开始几天,我天天在街上转,从这头走到那头,看朴素而色彩明亮的房屋,看不同的人脸,觉得一切都新鲜。资源是资江的发源地,因此而得名。这条清澈而又湍急的河流从此成了我的密友,我常常站在县城一侧的那座大桥上,看江水滚滚北流,发出永不止息的轰响。
到资源后不久,一天黄昏,我独自沿着一条小溪进山去。山谷里静悄悄的,殷红的杜鹃花在涧边,在山坡,在打柴的小姑娘的手中开放着。我发现前方有一匹瀑布,正在夕阳中闪着光芒,便欢快地跑过去。瀑布有数丈高,从一注暗泉的洞口泻下,喷溅着雪白的飞沫。两边的峭壁上布满青苔,紫云英像星星一样嵌在暗绿色的青苔间。瀑布冲入下方一口绿得发黑的深潭,投一块石头进去,听不见落地的声音。我心想,这样的景致倘若在闹市附近,一定会成为名胜,在这荒山野岭却只能默默无闻,至多吸引了像我这样一个偶然落到这里的同样默默无闻的外乡人。推物及人,同此一理,不免苦笑。据说现在资源已成旅游胜地,到桂林的游客往往会进山一游。倘若我至今仍在那里工作,看到纷至沓来的观光客,一定会生出另一番感想的吧。
我到资源那一年,分配到这个小县的大学生多达六十几人,大多是从广西本地的大学毕业的,但也有好几人来自全国名牌学校,其中北大二人,复旦二人,中山一人,北京政法一人。这些学生绝大多数被分到公社去了,一般是当中小学教师,也有当公社的专职共青团干部的。我算是最受重用的,只有我一人留在县革委会政工组工作,机关恢复旧名后,担任县委宣传部干事。在当时,这使我的虚荣心得到了相当的满足。我这样一个年轻的书生在县里出现,又安排在县府工作,大约是很引人注目的。不多时间,差不多半个县城的人都认识我了,走在路上,常有我不认识的人向我打招呼。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小小的春风得意只是假象,我的秉性使我完全不适合于在县机关工作。一个简单的事实是,虽然我在宣传部工作,但始终入不了党,四年后便被调到位于一个公社的县党校去做教员了。与此同时,若干分配在公社的学生则入党提干,有一位当上了组织部副部长,另一位顶替我做了宣传部理论干事。当然,我很快看清了这种情形的必然性,也就不在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