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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1章（第1页）

1979年与1980年之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已开罢经年，全党工作中心已开始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转移，中国仿佛正在跨进一个崭新时期。但人们又都朦胧地感到有那么一两件似了未了的大事，这其中之一，就是对林彪、江青这两个篡党阴谋集团主犯如何处置。

在那个时期，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并使之具有权威性、稳定性、连续性，被视作防止&ldo;文革&rdo;重演的一剂良药，而为人津津乐道。但&ldo;批判的武器&rdo;总不如&ldo;武器的批判&rdo;更令人信服，人们期待从林彪、江青两集团主犯的依法制裁上，得到一个证实。

中秋时节，五届人大常委会议决：成立特别检察厅、特别法庭，审理林彪、江青两集团案。消息传出，举世瞩目。绝大多数国人，关注的是这伙祸国殃民的恶魔，受到严厉制裁的结果，以平抚内心怨恨的感情波澜。而由于历史、文化背景及涉身感受的差异，外国人更关注审理的程式和判决是否合乎法律的规范与公正，并由此推断中国未来法制建设的走向和推进的速度。因此在&ldo;两案&rdo;中为罪犯辩护的律师，成为外国记者追踪的热点。

的确，法律的尊严与公正，是靠检察官、审判官、律师三方共同维护的。在西方，律师拥有&ldo;护法使者&rdo;的美誉。但由于中国特定的社会环境，道德传统濡染，编织&ldo;护法使者&rdo;桂冠的，不是鲜花和橄榄枝，而是带刺的荆棘。谁替罪大恶极的妖魔辩护，谁就可能同妖魔一道，在公众的心目中遗臭。

也许正是因为如此吧，关于&ldo;两案&rdo;的追述，时下出了不少，对公诉方、对检察方、对审判方的描写，洋洋洒洒。其任务之艰巨、其工作之繁难、其对应之机敏、其正气之凛然……应写尽写，无需复加。而对同样是为捍卫法制权威与公正，受法庭指派的律师们，他们如何忍辱负重，抛开也曾受罪犯迫害的感情恩怨，承受着传统道德的社会压力，则无文从这一视角着力刻画。

想到这些，内心便有种去弥补某些缺憾的冲动。我怀着对把个人情感压抑在心灵最小的角落，将护法视为第一生命的人的景慕，叩响了张先生的家门。

被召集到一起时，这些往昔雄辩潇洒的律师，话语无多，气氛凝重／

指定的第一位组长坚辞不就

初见张先生，我的印象是他不太像几经唇枪舌剑后等待别人定夺的律师，而更像手攥裁决之权的大法官。微微下弯的嘴角，透着绝不轻易放弃自己成熟观点的执拗。难怪江青只同他见了一面，就断定&ldo;那个姓张的律师，是个什么&lso;长&rso;字号的吧﹖一看就像代表官方的。&rdo;他出语温文尔雅，毫不急促，后发依然能够制人的自信和睿智，含而不露。

我虽然不了解&ldo;两案&rdo;审判的内情，但仅凭对中国国情及意识氛围的熟悉，也能推断出：不会有人主动提出要为&ldo;两案&rdo;的主犯们辩护。张先生证实了我的推断，&ldo;我们没人是自己找上门的，都是被法庭动员出来的，而且是苦口婆心的动员。&rdo;

特别检察厅和特别法庭成立后，司法部副部长陈卓，受命负责法庭管理工作。这包括法庭的布置，法庭的保卫，提供执法器具，组织律师辩护，联络证人出庭等等。辩护组成员的名单很快拟就，以北京、上海的专职律师和法学家为主；恰巧当时有两个法正在酝酿推出，一些外地的法学家来京讨论，又从中挑选了数人，共18人，都是刑诉圈内知名人士。

陈卓亲自出马，按图索骥，不料一开始就吃了一瘪。原定辩护组组长、北京大学著名的法学教授陈守一，不仅对组长一职坚辞不就，而且在推荐由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甘雨霈替代自己后，反复声明对辩护组的工作一概不闻不问，理由是年事已高，身体欠佳。结果时任北京律师协会副会长的张思之，不得不勉为其难，担任辩护组组长，陪着陈卓，去动员其他人。

17名组员，悄悄地住进了国务院第二招待所。他们被告知要严守秘密，甚至不能与家人联系。但是还是有人走漏了风声，一位准备做王洪文指定辩护律师的名字，出现在外电报道中。不少外籍记者四处打探这位辩护组组员，甚至把电话打到二招。走漏风声者，随即被取消了辩护人资格，整个辩护组又转移到了国务院一招。

在最初的几天里，这些昔日唇枪舌剑、伶牙俐齿的律师们，骤然大失水准，相对话语无多，气氛凝重。他们的职业和专长，决定了他们无缘在举世瞩目的法庭上，充当高举正义之剑的英雄角色。他们本来也没奢望什么，只想与国民一起分享嘲弄历史的小丑被绳之以法的人心大快。

然而命运之神无情地迫使他们放弃并不奢侈的期待，当他们由衷地呼唤林彪、&ldo;四人帮&rdo;其罪当诛之际，历史偏偏把他们推上为举国皆曰可杀的林彪、特别是&ldo;四人帮&rdo;集团主犯辩护的法庭，却丝毫不理会这些罪犯恰也是他们、乃至他们至爱亲朋蒙受的劫难厄运的制造者！私人的恩怨，亲情的恩怨，全体国民的恩怨，与职业信条的矛盾，在他们内心剧烈冲突。谁愿被指斥为助虎的伥鬼？谁愿用自己的清白，去同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罪犯一道远扬恶名做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