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共产国际东方问题的权威并以此自傲,有时还提到他曾和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中
共同制订殖民地问题决议案的事。所有这些表现,使他自居解放的人看来,就觉得他具有社
会主义的白人优越感。
马林的工作与威金斯基在中国的过去活动似乎也不相衔接。他一开始就凭着主观见解为
所欲为,致与李汉俊格格不入,后来且还掀起了几次大风波,似乎都与他的个人性格有关。
六月初,各地参加大会的代表陆续到达上海。刘仁静比我迟到几天,他那时是一位埋头
于书本的青年,读过许多有关共产国际的文件。他主张这次大会应确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
信念,逢人便滔滔不绝地说教。
山东代表王尽美、邓恩铭也到得较早,他们都是刚毕业的中学生,因曾在五四运动中积
极活动而著名。我这次到上海路过济南,曾在那里耽搁一天。他们约集济南的八个党员,在
大明湖的游船上和我聚谈了一天。他们视我为他们的先进者和老朋友,向我提出许多问题,
不厌求详的要我讲解。他们一面静听,一面记录要点,并商谈如何执行的方法。他们来到上
海以后,仍本着学习的精神贪婪地阅读有关书刊,有时且向到会的代表们清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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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武汉的代表是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董必武为人醇朴,蓄着八字式的胡子,活像一
个老学究,在谈吐中才表现出一些革命家的崛强风格。陈潭秋老是一本正经,教员风味十足。
包惠僧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新闻记者,爱任性谈笑。他们都不多谈理论,对实际问题的探讨则
表现得更为起劲。
湖南代表是毛泽东与何叔衡。何叔衡是一位读线装书的年长朋友,常常张开大嘴,说话
表情都很吃力,对马克思主义懂得最少,但显出一股诚实和热情的劲儿。毛泽东也脱不了湖
南的土气,是一位较活跃的白面书生,穿着一件布长衫。他的常识相当丰富,但对于马克思
主义的了解并不比王尽美、邓恩铭等高明多少。他在大会前和大会中,都没有提出过具体的
主张;可是他健谈好辩,在与人闲谈的时候常爱设计陷阱,如果对方不留神而堕入其中,发
生了自我矛盾的窘迫,他便得意地笑了起来。
日本留学生代表是周佛海。他是一位很活跃的青年,那种湖南土气似乎早已消失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