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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章（第2页）

接着他又询问金奎植有关朝鲜革命运动的情形。金奎植的英语比我们说得较为流利，作

了一番相当详细的陈述。列宁也对他表示一番鼓励。继之，列宁与施玛斯基用俄语交谈；我

们从旁观察，看出他们的情态十分亲切。据我所知，施玛斯基还是在一九○五年以前见过列

宁，此后就再没有会过面了。此次相逢，他们畅谈着别后境况，以及西伯利亚远东一带的和

这次大会中的许多重要问题。那位自命不凡的施玛斯基对他的领袖极其尊敬，但也极其自然，

而列宁对施玛斯基似也充分流露着友爱神情。这种亲密的同志关系，在列宁逝世以后的俄国，

再也不易发现了。那时，列宁似患重听，也许由于我们的英语说得太坏，更使他难于听懂。

他在谈话时，总是倾斜着头向发言者靠近，眼睛里充满自信的光芒，全神贯注，一个字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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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肯轻易放过。爱芬的翻译如果有一个字不甚恰当，他就和气地加以点明；如果我们说话的意

思不够清楚，他也要问个明白，看来他的英文程度比在座者都要高明些。

告辞的时候，列宁以亲切的态度双手紧握着邓培的手，用英语向我说：&ldo;铁路工人运动

是很重要的。在俄国革命中，铁路工人起过重大的作用；在未来的中国革命中，他们也一定

会起同样的或者更重大的作用。请你将我的意思说给他听。&rdo;邓培这个朴实的工人领袖，听

了我的翻译后张口大笑，点头不已，作为对列宁盛意的回答。列宁睹此，也露出乐不可支的

笑容。

这次谈话因为翻译的费时，花去两小时以上的时间，谈话的内容却很简单。我们一行四

人，对于这次晤谈都留下深刻的印象，尤其晤谈时那种友爱亲切的气氛，使大家事后称道不

已。在中国共产党中委中，我是唯一见过列宁的人。我就觉得他是俄国革命的象征、是一位

纯正的教主。我从未在其他的苏俄领袖身上看见过和列宁同样的品格，好像他们都染上了一

些其他的味道，如官僚气、俄国味之类。

列宁一开始就向我们提出国共两党能否合作，显然是他所注意的一个关键问题。在远东

劳苦人民大会上，中国问题的中心是各派革命势力的团结；不用说，国共两党的合作，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