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十八年来的革命生涯,酸甜苦辣都尝尽了。远的不用提它,一九三七年二月间,那
种背信弃义,蛮不讲理的反张国焘斗争,使我下定决心,不再过问中共中央的事。谁知抗战
爆发,又因我的抗日热情,复使我跳进了原来的火坑。洛川会议后,毛泽东、张闻天等违反
抗战利益的阴谋和口是心非的对我实施种种迫害,使我进一步打算脱离中共,但因种种牵挂,
一时不易抉择。从王明的表示中我清楚知道莫斯科和延安一样的黑暗,斯大林清算的魔爪和
毛泽东阴险的毒手,都会向我飞舞,时机紧迫,乃决定脱离中共,离开延安。
王明为甚么将在新疆谋杀李特、黄超、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五人的事告诉我;为甚
么硬说毛儿盖的争执,是托派暗中作怪,为甚么武断的说我受托派的利用。这些盛气凌人的
话,直接向我表示,难道是他的幼稚吗?难道是恐吓我吗?王明须赶往武汉,阻止中日妥协,
维持国民政府的抗日局面,促进国共合作‐‐这些是王明认为头等紧急而重要的事‐‐这才
把反对我被托派利用的斗争压后。也许因为中共中央内部情形复杂,有人劝告刚从莫斯科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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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来的王明不可太冒进。但王明已杀害五位中共重要干部,如果他不斗争我,诬我受托派利用,
他又何能交代?
这次政治局会议,使毛泽东、张闻天大伤脑筋,王明的矛头正打中他们的要害。毛泽东
紧紧掌握他的实力,对八路军各部的指导和大批人员派遣到前线去等等工作,一点也不放松。
他预料王明在武汉的活动,不会有甚么大的成就。他暂时一声不响,和我遇着的时候总是谈
些轻松的事。张闻天有点感到自身位置难保,一切不敢像从前那样放肆,遇着我的时候,虽
然不说甚么,但多少改采尊敬我的姿态。陈云和赵云都是初来,遇事向人请教,不愿随便说
话。我那边区政府主席的职责,伍修权代理得相当顺手,他很少来麻烦我。这一切的一切,
都使我能安静的设计走自己的道路。
我悠闲自得,有时驰骋山野,在农村中留连一番。有时携带我的儿子或偕同一些青年,
郊游谈天,我那座山上的故居,是我们常到之处。我参加文艺晚会和观看球赛,非常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