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也有许多地方迥然不同。我这里不谈政治、外交、文化传统上的重大差异,只记一点细节。例如苏联的商业人员收小费我们不收、苏联的饭馆从建筑到装潢到陈设都比我们的好得多,而我们的民航国际航班上的食品饮料供应比苏联好得多。苏联许多产品实惠、坚固、老大憨粗,我们的则轻巧得多。这方面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公用电话,莫斯科街头的无人管理公用电话主要是用金属而不是用化学合成材料做的,式样笨重,那电话常常使我联想起健身用的哑铃。
俄罗斯饭店的淋浴喷头大如向日葵花盘,是我有生以来看到的最大的喷头,冲起来倒也过瘾。
有一件事使我难忘,虽然我不能判断这件事是否具有典型性。那还是去年秋天,在北京,我们会见过一次苏联人。苏联客人每人拿着一支笔,一个笔记本,一字不漏地记录我们的发言。而我们的人谁也不记。
当然,我有时也不无苦味地想起,如果我们号召北京的青年登记结婚以后向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或者至少去行一个注目礼,这做得到吗?如果做不到,又是为什么?如果做得到,为什么不做?
让我们再比较一件不大不小的事。中国出版界的一个代表团去年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书展,团中有一位作家朱春雨同志。朱春雨回国后写了六篇记叙他的访苏印象的散文,散文很快发表了。如所周知,这些记叙充满了友好情谊与交流的愿望。一些苏联朋友对这些文章能这么快地发表、这么顺利地发表表示惊奇,甚至觉得不可理解。
也许这个不可理解本身有点不好理解吧?既然开始了接触与友好往来,不管还有多少障碍,人民之间、文人之间,总是应该有一点符合友好交流精神的报道吧。为什么在苏联友好地报道一下中国的情况,至今仍是那么难呢?
在塔什干电影节即将结束的时候,全苏与乌兹别克的电影领导机构负责人员与我们代表团会见。他们问:&ldo;你们能把你们在电影节期间的见闻报道给中国人民吗?&rdo;他们的样子似乎是在担心。
我爽快地回答:&ldo;当然能,那正是我的行当。我希望你们的报刊也能报道我们的活动。让我们来一个竞赛吧,看谁能写作和发表更多的文章,友好地、如实地报道对方。&rdo;
访苏心潮(8)
他们笑了,但是他们没有表示愿意和我竞赛。
无须讳言,在苏联的每一天,我都进行着对于种种生活细节的两相比较,一个是前面写到了的苏联与中国的比较,再一个则是苏联与美国的比较。
苏、美两国城市居民都对度周末抱着极大的劲头,一到周末,都纷纷往郊外跑。这大概
是同属发达国家的一种表现吧。苏联有一些有地位、有钱的人在郊外是拥有别墅的。据说集体农庄的庄员还修了一些简易的房屋,类似中国的&ldo;窝棚&rdo;的,专门租给周末度假的城里人用。
两国都有很好的鲜花市场。在苏联,鲜花始终准许私人种植和出售。向朋友献鲜花,在苏联和美国同是一种美好的社会礼节。
都保护鸟类,正像在纽约有许多许多鸟与人们和睦相处、相互愉悦一样,在莫斯科、在红场、在巨大的百货公司,甚至在地下铁道里,你到处可以看见灰色的野鸽子。野鸽子都很肥胖,看样子营养充足,根本不怕人,也绝对没有任何人伤害它们。
也都爱狗。美国人之爱狗是世界驰名的,如牵着狗散步,与狗同盆而浴直至抵足而眠。在美国,许多狗登堂入室,在主人的书房、客厅、起居室……自由地巡行。
在格鲁吉亚的首都第比利斯,我们无意中碰上了一个&ldo;赛狗大会&rdo;。在一个高坡上的街头公园里,周围用绳子围了一围,狗专家们一个个正襟危坐、一丝不苟、铁面无私。狗的主人们把自己的狗带来,登记注册,遛狗,接受主考官狗专家们的审查、挑剔、批评、奖励,优胜者将得到证明书,为狗与自己赢得应有的荣誉与地位。
在苏联电影《白比姆黑耳朵》中,有过这种赛狗的场面。
甚至我觉得这种场面的宣传效果要比悬挂许多幅&ldo;给世界以和平&rdo;或者祝酒时候反复讲和平还大。
苏、美都很重视绿化,都拥有大面积的绿地,都重视绿地的保护,都有令人羡慕的绿油油的大草坪。在这两国旅行,都有一种胸襟开阔的大陆感。
甚至这一点也是相同的,双方的宣传都极力贬低和丑化对方,而实际上谁也骂不倒谁。
那么,除去由于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内外政策的不同导致的明显的巨大的差别以外,还有什么细节上的有趣的差异呢?
美国女人瘦,注意减肥。而苏联女人胖壮,特别是莫斯科女人,一个赛一个。餐厅的女服务员一个个都是虎背熊腰,活像摔跤选手。如果两国举行一次女子相扑,我相信苏联队必获全胜。在第比利斯的埃维丽亚旅舍电梯上,忽然发现了一位身材苗条的年老妇女,我觉得蹊跷,便试着与她用英语攀谈,果然不出所料,她是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游客。
美国的宴请,即使是很隆重的宴请,服务周到,程序讲究,排场很大。但吃的东西并不复杂,也都适量,桌上都是干干净净,吃完了一道菜,再上一道菜,宴会从头至尾,餐桌上不呈现杯盘狼藉状,而且宴会时间都不太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