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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来，政坛也是需要“团队作战”的。所以我们会看到动荡时期，如战争时期，领袖人物从一个团队、一个学校甚至一个班里涌出。在这样的年代，如果不能做个引领者，最重要的是survivorship，而不是leadership。你需要做的是找对人，跟着走，当一个能活到胜利的追随者，然后靠长寿取胜。这样即便当不了“国级”、“副国级”人物，也至少可以成为“一方诸侯”；在和平时代，则是讲究“垂直渊源”。如果某个群体，比如说某个地方或某个组织、某个院校，出了一个高官，则这个地方、这个组织或这个院校，会形成一条“人才爬藤”，顺着这个藤，源源不断地产出高官。

蒋正先没赶上时间的趟；身处中都大学，又没有赶上院校的趟；再加上他本人的性格特征，因此只好在教书育人的路子上蹉跎下去。

看着走进办公室的冯晨夏，蒋正先并没有“慈祥地”让她坐下来，而是直接问了个最基本的法律问题——

“法律是什么？”

“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冯晨夏没想到蒋正先会问这个问题，愣了愣，缓了一会儿回答道，“法律是一种非常有力的统治工具，对于和平时期尤为如此。”

如果是一般的法学生，被问及这个问题时，不会像冯晨夏那样给出这样的“标准高考答案”，而是会洋洋洒洒说上一大堆。但是蒋正先却明白，这个最简洁的回答，其实是最能直指法律本质的回答。

“再说说你对法律的深入理解吧。怎么看出来它是统治阶级的意志体现呢？”

“法律工作者并不是法律的制定主体。换句话说，他们只是笔和刀，其手柄是攥在有资格制定法律的人的手里……”更关键的是后面这句，这是冯晨夏最近刚刚想明白的，“法律的实质，就是通过伤害一部分人的利益，来保护另一部分人的利益。理论上，可能会有‘没有受益群体的法律’，但是绝不会有‘没有受损群体的法律’。”

蒋正先略为吃惊地看了眼冯晨夏。前一句话里的道理，他花了好几年才搞懂，没想到眼前的女孩现在就看明白了；后一句话，说起来“无理得很”，但细想想，却是法律本质决定的真理！为什么他和很多“法律大家”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些问题呢？

十来年前的蒋正先，自觉学术做得好，和上位者的关系也不错，因此生出了些许“不该有的心思”。上蹿下跳几年无果后，他才明白，华夏国的法律工作者，和西方国家不一样。西方学法律的，当议员者有之，当总统者有之。但是华夏不行。因为西方那些搞法律的，明白自己是谁的代理人，大家都在明面上呢，而在华夏，一切规则都藏在暗流中。

所以，中都大学和其他大学法学院里那些叫嚣着“法律是唯一的统治学”、并幻想能身居高位的人，蒋正先一律视之为智障。

华夏当然可能涌出一大批学法律的高官，但前提是涌出的是对的人。这些“对的人”学工，则工学专业盛产高官；这些“对的人”学法，则法学专业盛产高官……

明白吗？关键不是什么学科，而是什么人学了什么学科！

“让我们再做个假设，假设有两拨人，一拨人叫A，一拨人叫B好了，”蒋正先满意地点点头，继续问道，“假设A是领导阶层，B是被领导阶层。你说说B这个群体出来的官员，在什么情况下会为B群体谋福利？”

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正是之前冯晨夏苦思困惑之处。她觉得心像针扎一样疼，脸上却浮出笑容。

“在B群体整体力量完全无法和A群体抗衡时，B群体出来的官员，是不可能为本群体争取任何利益的。TA们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不会做哪怕一点点可能挑战A群体权威的事，而是乐于成为‘政治花瓶’，并在一切可能的场合，告诉B群体要安分守己……”

就像那些男权社会的女性高官一样，她们会在“三八妇女节”的时候，告诫自己的同性，要老老实实地做个传统女性，要忘记自己的权利、熄灭自己的野心，做个好妻子、好母亲、好儿媳（而不是好女儿）；在“五一劳动节”的时候，告诫女劳模要平衡好事业和家庭，做一名优秀的妻子、母亲和儿媳妇，不要拿自己的成绩和官位去刺激自家的男人；在“八一建军节”的时候，让女性继续无私无回报地奉献，并欺骗她们说，军功章里有她们的一半！

“如果B群体的力量增强了呢？”蒋正先继续问道。

“A群体一定会团结起来打压B群体，并妖魔化部分B群体成员。A群体成员会自觉地用一切手段，包括但不限于舆论、道德和法律武器，来逼着B群体成员与那些挑战现制度的人划清界限……B群体如果陷入内斗，且其反抗力量被成功妖魔化、边缘化，则B群体的崛起将在中短期都看不到希望。当然，更可能的是，B群体的大多数人，会认为示弱、认输，或者显示自己有‘利用价值（使用价值）’，是保证自己不成为牺牲者的唯一办法，所以TA们会主动帮着A群体打压自己的同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