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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8章（第1页）

李以军旅起家，多仗洋人洋枪之力，此为他一意仿行西方武事为第一的观念所自来。抱此见解的不只是李，其他谋国者大都皆然。仿行西方武事的动机，在平内乱、御外侮，但一开始即有轻重缓急之别。恭亲王曾说，太平军为心腹之忧，英、俄各国为肢体之患。换言之，平内乱为第一，御外侮居其次。金陵克复，大乱敉平在望，各国对华夏采协和政策，一时海不扬波，清廷的自强热忱随之低落。七十年代，因日本侵犯台湾的刺激，自强运动再起，虽仍不外强兵，果能一心-意，全力以赴，真能做到兵强，则&ot;不独东人（日）无虑，即西人亦无觊觎地&ot;。不久事实证明，兵并未能强，原因又复安在？恭亲王说，是因为以往十年，&ot;并无自强之实，从前事情，几于日久渐忘。……屡经奏请筹办，而歧于异见，致多阻格者有之，绌于经费，未能扩充者有之，初基已立，而无以继起久持者有之。同心少，异议多&ot;。他殷望此后&ot;上下一心，内外一心，局中局外一心，自始至终，坚苦贞定，且历之永久之心，人人皆悉底蕴，力事讲求，为实在可以自立之计，为实在能御外侮之计&ot;。旧势力之排斥新观念、新事物，古今中外皆然。中国一千年来的道统、治统思想与种种根深柢固的积习，如欲使其顿然改易，彻底破除，尤属困难重重。然亦非绝不可能，全系于最高当局者之是否具有洞识、定见、公诚无私。不幸的是手握中国权力的为一无知多欲而阴狠的慈禧。

恭亲王的措词，尚有若干涵蓄。李鸿章则明白指出，太平军平定之后，清廷最感不安的为地方势力的增强，处心积虑，加以裁抑。一八六六年，他愤慨地说：&ot;都中群议，无能谋及远大，但以内轻外重为患，鳃鳃然欲收将帅疆吏之权。又仅挑剔细故，专采无根浮言。&ot;又谓中国之不及日本，以日本有其君主持，臣民一心并力。中国朝廷无人，谁作主张？朝议不定，早作晚辍。其所以如此，根本所在为心理上的矛盾，既欲国强，更恐大权旁落，尾大不掉。恭亲王无权无勇，尚屡遭谴惩，以至罢黜。李鸿章手握重兵，屯驻近畿及黄河、长江下游，各大兵工厂以及轮船、煤矿，亦无不由他控制，与外人复颇相得。西人于有意无意之间，不时散播流言，益令朝廷不能安枕。同治去世之时，他们说他将自立为帝，光绪继位之初，又有他谋自建王朝之说。他的实力足可取代清室。伊犁问题发生，他与朝廷的意见不合，西人推波助澜，谣传他将与戈登进军北京。戈登虽然否认，然亦承认欧洲人多希望李做中国皇帝。报载俄人如占领北京，李必应允俄人的条件，俄人必拥李称帝。曾出使德国的通政司使刘锡鸿劾他跋扈不臣，俨然帝制，假外援以窥神器。诏责其信口诬议，加以处分；但慈禧愈不能无动于心。中法战后，更有人请置李于死，可想见他的处境，不免忧谗畏讥。即使他于自强之道，有真知灼见，亦不敢多作主张。

李自始即认定如能强兵，即可固本。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再三说以西洋政教风俗善良，官民相与讲求，臻于上理，国以富强。日本有见及此，在英国的日人，大都学习律法、经制，学兵者甚少。&ot;盖兵者末也，各种创制，皆立国之本也。&ot;&ot;本者何？纲纪、法度、人心、风俗是也。无其本而言富强，只益侵耗而已。&ot;如&ot;政教修明，风俗纯厚，百姓家给人足，乐于趋公，以成家国磐石之基，而后富强可言。……岂有百姓穷困，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今言富强，一视为国家本计，与百姓无与。抑不知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ot;。&ot;中国官民之势，悬隔太甚，民气常郁结不能上达&ot;，必须使&ot;吏效其职，民输其情，……群怀踊跃之心，以供国家之用&ot;。简言之，欲图富强，应革新政治、社会、经济、教育，发挥全民的智能，博得人民的充分拥护，始克有成。李仍谓兵为立国大端。他亦曾兴办学堂，派遣学生赴美、英、法、德，目的终不离军政、制造。留学归来的严复、马建忠对于西洋富强原因，亦均有认识。严复主持北洋水师学堂十余年，自言&ot;不预机要，奉职而已&ot;，马建忠只是受命办理交涉，均无裨于李的自强观念。他亦非不知学堂、博物院之应开办，时文小楷之当废，此不过事之小焉者，而他力不能行。如于军事之外，别求其大其远者，亦断不得以行。他又说，自强之难，事之不易猝办，由于&ot;人才之难得，经费之难筹，畛域之难化，故习之难除。循是不改，虽日设防，犹画饼也&ot;。人才系于培植及任使，不能完全归咎朝廷，其他困难则多来自中央。慈禧在财政上藉口经费支绌，同时又假新政之名筹款，从中分肥，以供挥霍。在舆论上利用事理不明的保守派，加以攻诋，在政治上利用和李鸿章有恩怨及利害冲突之人，加以阻挠。与李名位相当的左宗棠，意见往往与李相左，慈禧暗事操纵，以分其势，其他督抚亦非尽以李为然，未必合作无间。

再就清季所遵行的局部自强路线而论，各种事业的本身弱点，亦复不少。人事、设备无一健全。经营不善，技术不精，原料不给，以致产品恶劣，式样不一，成本高昂，且不敷所需。官办厂局的主管，有为有守者少，把持营私者众，恣意侵蚀，滥用人员，挂名分肥。官督商办者或官商合办者，亦无二致，少有盈利。&ot;上不在国，下不在商&ot;，而归于总办、会办辈，商人视入股为畏途。间有自好之士，又绌于才学，不明工艺，诸事依仗所雇洋人。洋人多中下之才，或仅一知半解，而又专横自是。马格里主持的金陵制造局，所铸大炮，在大沽口两次演放爆炸，终不认过。日意格之于福州船厂，密妥士之于天津制造局，无不独断独行。所用洋匠，往往仅晓粗工，不知精详，事事一成不变。所购机器，陈旧不堪，一听洋员蒙混。所需原料燃料，亦皆购自外洋，既不经济，复不可恃。开平煤矿虽解决了燃料问题，钢铁木材仍须进口，平时已有停工待料之事，战时势必有断绝之虞。中法、中日之役，所需枪炮，大半购自各国；即对内用兵，如左宗棠之于西北，同样须由海外置办。产量无多，为一原因，中国自制终不及外国之利，为又一原因。英国国会议员贝思福（插rlesberesford）谓机器局所造为无用之器，只便各督抚之私。李鸿章亦说船厂徒增糜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