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以外,所谓国民党左派与中共合为一体的说法,是否含有中共与国民党左派应在国民党第
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包办国民党中央委员席位的意义在内?所谓强迫中派追随左派和进攻
右派的说法,又应如何实行?
我的这些问题都是鲍罗庭难于置答的。因而我更说明中共还在幼龄时代,没有人参加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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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民政府,也还没有执掌政权的经验,更没有掌握军事实力。中共党员还没有任高级军官的,
在国民革命军中,也多系负担政治工作,而政治工作被视为军中的附属品,未能直接掌握军
队。在这种情形下,即使我们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多占了一些席位,除了引起国民党人士
的反感以外,我不信真能增强中共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
接着我要求在广州的同志们不要将中共中央的政策,视为退让的政策;应认识到这是中
共自谋独立发展和巩固国民革命阵线所必要的措施;不应要求修改,而应切实执行。而且在
这次(第二次)国民党代表大会中,我们应一致主张建立一种国民政府的制度,不要老是以
革命的非常手段来处理问题。最低限度要将汪蒋合作的领导重心,在制度的基础上巩固起来,
便不受外间挑拨的影响。
我还提出了三个急待解决的问题:一是消除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对立的状态;
这两个团体同时取消或合并为一;二是应主动的谋求省港罢工的结束;如果罢工委员会一时
不能结束,也应在国民政府法律范围内活动;三是我们要求国民政府采取更明确的政策,支
持农民运动的发展;改组各地地主民团的武装,使之成为各地地方政府的或农民的武装,以
清除各地的武装冲突,并满足农民减租减息的经济要求。
我曾向鲍罗庭说:&ldo;开除西山会议派和使中共党员增加在国民党中央的比重,并不算是甚
么真正的革命进攻;如果能实现我上面所说的各点,特别是使农民势力在乡村中居于优势,
才是实际的革命进攻。&rdo;
鲍罗庭并未答复我的问题。广东区委同志们似不愿卷入我和鲍罗庭之间的辩论,没有人
多发言,就散会了。事实证明广东区委的多数负责同志是站在鲍罗庭一边的;他们尤其反对
中共中央与孙、叶、邵等人所取得的协议,认为是对右派退让的明证。他们虽不视我为退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