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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车皮之后，我的脑中全是母亲的样子，她叉着手看着我们，摇着头，眼里全是谴责和悲哀。但是到了这一步，悔改也晚了。我们把麻布袋割开，花生就像潮水一样涌在地板上。我们疯狂地将花生装进衣服兜里，用衬衫兜起来，还装满了一个带来的锈铁桶。时间是如此漫长，终于，我们带着赃物跟其他孩子会合。我们快速地跑回家，一路上高兴地笑着、叫着，就像心上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我们把花生烤熟，按计划将其卖出去，用得来的钱买了球裤。这些钱还不够买球衣的，而再次到火车站“碰运气”实在是个坏点子，于是，我们就降低标准，买了比赛背心。虽然袜子和鞋仍然没有着落，但我们已经很兴奋，无暇去考虑了。起初我们把自己的球队称为“descalsos”——意思是“赤脚者”；后来却发现，在巴鲁已经有好几个叫这个名字的球队了——当然，其名字的起源与我们一样。

后来我们把球队命名为“setedesetembro”，那是一个小镇的名字，而它又是因为巴西独立日——9月7日而得名。有了装备，又有两三个好球员，我们开始正儿八经把自己当一回事了。每场比赛之前，我们都会一本正经地排队入场——好吧，走上大街，就像父亲的球队所做的那样。我们跟近处的几个球队排好赛程，并且赢下了大部分比赛，有时候甚至是两位数的得分优势。踢球时，我花样百出，用头、用膝……有时候，我会狂笑着过人，突破对方倒霉的防守队员，然后破门得分。

一天晚上，父亲从杂货店下班回家，一副心绪烦乱的样子。晚饭过后，他说要跟我谈谈——单独谈谈。

“今天，我经过你跟朋友们踢球的地方，我看见你了。”他说道。

我的眼睛亮了起来，他一定是看到我的精彩表现了？

“我很生气，迪科，”他继续说道，“我看见你嘲弄别的孩子。你应该尊重他们。你的才华？那都不是你的，是上帝赐给你的！”

“上帝没有赐给别的孩子同样的才华，那又怎样？你没有权利表现出高人一等的样子。”

“你还只是个孩子，”他严肃地说道，在我面前摇了摇手指，“你还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是。有一天，等你取得了成就，那时再庆祝也不迟。但就算那样，你也要保持谦逊！”

我愣住了。我记得，那一刻我只想跑开，躲到自己房间里（我跟弟弟佐卡共用一个卧室）。但是，跟往常一样，父亲的建议的确是真知灼见，而那次谈话的内容在很多很多年之后还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中。并且，事后看来，他的这些话理应是对全巴西的警示。

世界杯终于开始了，我们的街球比赛也暂时停止了，为的是能把注意力都放在世界杯上面。开始时，巴西国民积攒已久的狂喜似乎实至名归。在里约举行的开幕赛上，巴西队以4:0大胜墨西哥队，阿德米尔独进两球。他来自瓦斯科达伽马队，被人称作“下巴”。原因？当然是因为他长着一个大下巴。巴西队的第二场在圣保罗的帕卡恩布球场举行，对阵的是瑞士队，其比分让大家稍稍清醒了一些——2:2。但随后2:0轻取南斯拉夫队，又迅速抚平了大家的担忧。小组赛结束，巴西队挺身进入决赛圈。

从那一刻起，巴西队就像是一头被惊醒的猛兽。巴西队先是将强队瑞典7:1屠杀，其中4个球是“下巴”打进的。4天后，又以近似的情况大胜西班牙队，6:1，5名球员贡献了总共6个进球。巴西队球技高超、攻守均衡、防守牢固，进攻手段多种多样，在主场球迷面前上演着完美的盛宴，而巴西的家乡父老则对他们报以歌声、五彩纸屑和狂热的爱。毫不费力又毫无悬念，巴西距离冠军只有一步之遥。也许父亲是对的，世界杯是我们的了。

总决赛的对手是我们每个人都乐意看到的——乌拉圭队。乌拉圭位于巴西南部，农牧业和沙滩是其两大特色，其人口只有200多万，比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的人口还少。他们跟巴西不同，是一路磕磕绊绊进入决赛的，先是2:2与西班牙队打平，然后凭借终场前5分钟的进球才以3:2战胜了瑞典队。

总决赛的场地也是最好的：那是里约专为世界杯而建的马拉卡纳球场。这个辉煌而庞大的建筑不像是个球场，更像是一座皇城，而政府在建造马拉卡纳球场时一掷千金，为的就是让自己的球队在这里加冕。参加球场建设的工人有1万多人，临近完工时，工人们都进到看台上，做出为进球欢呼的动作，以对看台进行“测试”。幸运的是，球场的柱子和横梁都经受住了考验。2年后球场完工了，它能容纳20万名观众，是世界上最大的体育场，比排名第二的苏格兰格拉斯哥汉普顿公园球场还要多4万人。

巴西的媒体和政客已经忘乎所以，似乎在比着看谁对马拉卡纳球场——往大处说是巴西——的溢美之词更加华美。《晚报》刊文说：“巴西已经建成了全世界最大、最完美的球场，它印证了巴西人民的能力，也反映了我们在各个方面所取得的进步。现在，在这个精彩绝伦的舞台上，巴西将向全世界展示我们的魅力和体育荣耀。”

这些话看起来就像小孩子在吹牛炫耀，但跟比赛当天的情况相比，它就不值一提了。里约的大街小巷全都是狂欢节一样的游行队伍，人们都唱着专为庆祝巴西获得世界杯而编写的歌曲，很多工人当天都请了假，在家里摆上啤酒和甜点，以备赛后狂欢吃喝。一家报纸甚至在头版刊登了巴西队的照片，其大标题是：这就是世界冠军！

在巴西队步入球场时，队员们高兴地发现，马拉卡纳球场里座无虚席——当天有大约20万人到场观战，时至今日仍是足球比赛的一项纪录。比赛前，球员们都获赠一块金表，上面有这样的铭文：赠与世界冠军。接着，唯恐有人尚未领会其中意义，里约热内卢州的州长向球队、观众和全国致辞：

“你们，巴西的儿郎，是这场比赛的胜利者……几个小时之后，你们将受到数百万同胞的欢呼和赞美……在这个半球，你们无可匹敌……你们比任何对手都更加优秀……我早已将你们视作王者！”

在这些狂热的欣喜之间，只有一个声音语带警告，但说出这句话的人绝非是信口雌黄。

“这不是一次表演，而是一次比赛，跟其他比赛是一样的，只是更难打一点儿。”巴西队主教练弗拉维奥·科斯塔在比赛前一天对记者们如此说道，“我害怕的是，球员们在球场上时，就好像球衣上早已绣上了冠军徽章一样。”

这里有一个问题：这么天花乱坠地宣传，到底是为什么？

是因为我们太单纯？太傻？

还是有别的原因？

这么多年来，我懂得了一个道理——有时候也是吃了很多亏才学到的，那就是，球场上发生的事情只是冰山一角。对巴西来说是这样，对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如此。你得把视线从白线圈起的球场里挪出来，看看球员的生活，看看球队，尤其要看的是这个国家的政治状况，这样才能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很明显，在1950年的世界杯上，足球只是整个故事的一个篇章。历史上首次——但肯定不是最后一次，巴西的政客们发现这项赛事是一个黄金机会，可以用来增强国家的声望——还有他们自己的声望。在那段时期，在欧洲人和美国人眼里，巴西只是一个身处热带的穷乡僻壤，是个香蕉共和国，霍乱和痢疾肆虐，人口大多数是印第安土著和不识字的奴隶后裔。这些话听起来很刺耳，或政治上不正确，但这就是事实。这种观点，甚至连巴西的官员都屡次明说，其中就包括里约市的市长。他说世界杯是一个机会，让我们向世界证明我们不是“野蛮人”，巴西能跟世界上的富强国家一拼高下，并取得胜利。

这只是对巴西的片面看法，事实上，数百年来巴西都以其多重魅力吸引着外界的人，甚至连我们的独立也颇有传奇色彩。跟大多数拉美国家不同，巴西并不是西班牙的殖民地，而是葡萄牙的。1808年，葡萄牙皇室因拿破仑的入侵而逃离首都里斯本，将朝廷转移到了里约热内卢。这是第一个踏上殖民地的欧洲皇室，而在殖民地建立流亡政府更是绝无仅有的事。而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即便在拿破仑被打败、其军队已对葡萄牙毫无威胁之后，有些皇室人员——包括摄政王的儿子佩德罗一世——都决定留下来。

为什么？嗯，这么说吧，我曾数次到过里斯本，那是一个很冷的城市。但在里约，这里有细腻的沙滩，扇形的海湾，翡翠的群山，还有美丽、热情、多样化的人民。佩德罗一世每天早上走出王宫，走过一条短街，两旁都是巨大的棕榈树，然后到弗拉门戈湾游个泳，顺便欣赏一下面包山上的美景……所以，当王室的其他成员在1822年给他写信，让他返回葡萄牙时，他做了情理之中的回答——让他们见鬼去吧。“少废话！”他公开宣称，“我不走了！”就这样，没流一滴血，巴西就独立了。那时是9月7日，也就是我跟小伙伴们球队的名字出处，而那一天仍被称作“留下的一天”。

这是一个很动人的故事，也并不算多么离奇，因为在巴西，你不必身为帝王就能享受同样的生活乐趣。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万移民都为巴西的人民和遍地的机遇所倾倒，决定留在这里。但佩德罗一世的故事也反映出我们的政客为何在1950年如此焦虑——巴西已经独立一个多世纪了，但我们的政局仍是一团乱麻。从“留下的一天”算起，巴西就没过上一天安稳日子，不是革命就是政变，地区暴动层出不穷。就在20多年前，圣保罗还因抗议里约政府而发生了叛乱。在二战期间，巴西士兵曾经英勇地与盟军——民主的一方——并肩作战，回到故乡时却受到独裁政府的统治。世界杯开始时，巴西刚刚起步发展，但它在世界上的位置仍不确定。佩德罗·珀迪高在他关于1950年世界杯的书中写道：“巴西是一个没有多少荣耀的国家，它刚刚摆脱独裁统治，杜特拉政府面临的是一派萧条。”换句话说，巴西的政客们认为——尤其是在1950年——他们需要证明点东西，于是就将目光放在了足球上面。

另外，在1950年还有一个大问题慢慢浮现。这是另一段历史，而对纳西门托家来说意义重大。

根据新闻记者多年以来的调查，我们认为，我们的祖先最早来自今天的尼日利亚或安哥拉。“纳西门托”可能是源自巴西东北部一个大牧场。我们的祖先应该是早年间运到巴西的580万黑奴之一。据估计，这个数字是运到美国的黑奴的20倍。曾有一段时间，巴西的奴隶比自由人还多。巴西还是世界上最晚废除奴隶制的国家之一，巴西废除奴隶制是在1888年，美国内战结束后又过了20多年。

换句话说，奴隶是这个国家一个巨大的话题。著名社会学家、上世纪90年代曾任巴西总统的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曾将奴隶制称作“巴西不平等的根源”。此时的我们并不像美国那样，有着强制执行的种族隔离政策，其原因部分源自多年来混居情况太普遍。其结果就是，刻意区分黑白总是会惹上麻烦；而黑人和白人之间的暴力事件更是少见。人们普遍认为，尤其是在我成长的上世纪50年代，巴西是“人种民主制”。美国的《体育画报》曾说我是“快乐地生活在世界少有的几个不会因肤色而影响生活的地方”。

但是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获得自由身的奴隶和他们在巴西的后代，其生活尤为艰辛。虽说没有官方的强制隔离政策，但事实上，巴西黑人往往得不到教育、医疗及其他能够维持并提高生活水平的东西。我还记得成长过程中所体验到的贫困，又想到父母童年时可能的状况，我认为——虽然其方式并不明显，但历史一定是有责任的。对我们家来说，“奴隶”并不是一个遥远或抽象的概念，因为我外婆的父母就是奴隶。我们家为自己多年来所取得的进步而骄傲，我——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都为自己是个黑人而自豪。但无须否认，即便是在现在的巴西，你的肤色越黑，你就可能越贫困。

基于以上原因，即使到了1950年，巴西的绝大多数人民仍然过着艰辛的生活，有些人甚至连饭都吃不饱。这种状况常常令巴西的政客们有些尴尬，这也许就是他们如此大力宣传世界杯的原因。里约的官员们不仅仅是想向世界证明他们所取得的进步，还竭力让自己的国民相信这一点！

多年之后，我们会为自己在1950年的所作所为而感到愚蠢，但我相信，当父亲说“世界杯是我们的了”这句话时，他可能只是在复述从收音机里听到的话，而这些话，想必也是出自政客之口——有时甚至是直接命令媒体这样宣传。所有的巴西人被这些宣传所蛊惑，而其影响还会渗入球场，导致不幸。在我的一生中，曾目睹类似事件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地上演。

10

当朋友和家人陆续走进我们家准备听球赛的时候，我心里还有一个疑问。

“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