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药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学的创作,优秀的武侠小说中,对毒药品种、毒性、解药、下毒方式都作了大量细致而传神的描写毒药文化在武侠小说中得到了体现和传扬。
在武侠小说中,除了一些旁门左道、邪教魔人在兵器上淬毒外,更多提到的是各种杀人于无形的毒药,而很多故事情节更是围绕着“毒”而展开的。
对于小说家来说,毒药往往成了他们无比惊艳的道具。尤其是在武侠小说中,毒药,往往作为武器,通过小说家丰富的想象力,便体现了其被归于旁门左道之类也掩不住其透出的神秘和高深,同时丰富了小说的内容,也对小说其情节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然而毒药本身也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由于武侠小说所描写的背景大多是在古代,使得它所涉及的毒药文化更具有传统文化的特点。
毒药的最早发现应该是偶然的,可能是在寻找食物的时候发现了某些东西是危害人的生命的。在中国古代对毒药的理解追溯到远古神农时代,《淮南子?修务训》中这样记载:“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二毒。”
由此,古代把所有治病的药物泛称“毒药”。神农一日而遇七十二毒,是说他一日之中,辨别了70余种药物的特性。药之特性,用对了可以治病救人,用错了就会伤人害命。那么毒药和中哦更要就有了模糊不清的概念。它所折射出的,正是中华民族的悠悠历史。
因此,中国传统的毒药文化包罗万象,丰富多彩,具有十分广泛的内涵。主要包括:辛辣的药物。
《周礼?天官?医师》:“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共医事。”郑玄注:“毒药,药之辛苦者。”《鹖冠子?世贤》:“若扁鹊者鑱血脉,投毒药,副肌肤。”
《史记?淮南衡山列传》:“毒药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于行。”
能危害生命的药物。《墨子?尚同上》:“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
中药学名词。泛指药物。《素问?异法方宜论》:“其病生于内,其治宜毒药。”王冰注:“药,谓金玉土石草木菜果虫鱼鸟兽之类,皆可以祛邪养正者也。然辟邪安正,惟毒乃能,以其能然,故通谓之毒药。”
以上是传统意义上对毒药概念的界定,而在虚构的武侠世界里小说家往往通过绮丽漫无边际的想象,幻化出无数关于“毒药”的故事,武侠中是缺少不了武功、武器的,在武侠小说中毒药往往是作为武器的特殊行式存在的。起初在江湖人眼里,用毒通常是被视为下三滥的手段,真正的侠客一般不投毒,更不会使用蒙汗药。
所以武侠小说里的施毒者总是有股子畏畏缩缩的劲,即使成了一派宗师,也摆脱不了心里的那点虚弱,不是恃才傲物,就是故做神秘。然而随着武侠小说的逐渐演化,这一限制稍为放宽,对江湖人毒药变得不再那么约束限制,毒药的使用不再只是那些所谓“下三滥”的独门暗器了。
毒药的运用也使武侠小说情节变得离奇多彩,悬念重重,引人入胜。但观念深入人心第一流侠客仍然只靠剑术取胜,最多再加暗器,绝少凭藉毒药;可非正非邪的剑客或第二流以下侠客则不妨兼用毒。“也就是说,用毒作为一种打斗手段的合理性,又重新得到部分承认。
不管具体作家对打斗中用毒的道德评价如何,毒药在武侠小说中却是日益受到重用,以致可以说,新派武侠小说几乎没有一部不涉及某种形式的毒药。”
唐宋传奇中的化尸药只是消灭尸体,并非直接的杀人武器(《聂隐娘》、《洪州书生》);小说中的蒙汗药也只是打斗的辅助工具,使对方暂时失去战斗力,而且很容易解救,一瓢冷水就解决问题(《施公案》、《三侠五义》)。
而在新派武侠小说中,毒药不只应用广泛,而且多独门秘方,非使毒者无法可解。有见血立死的,也有受尽折磨三月毙命的,名目繁多,不一而足。而这,与现代化学武器在战争中的作用或许不无关系。古代作家对化尸药、蒙汗药的描写多出自想像,新派武侠小说中各种离奇古怪的制毒、用毒和解毒的方法,当然也不必有多少医学上的依据。侦探小说可以把罪犯使用的毒药拿到实验室去化验,武侠小说却没有这种必要。即便如此,小说家对毒药在打斗中的作用日益重视,仍然源于现实生活的启示。
新派小说大家中,善于写武侠中“毒”的,首屈一指的当是金庸。金庸笔下角色各异,能人迭出,其中不乏用毒高手,现将能称得上毒王,金庸笔下的“毒”也是形形色色,各不相同。各式各样的毒物,并呈现各种不同的中毒反应,这也是金庸小说相当复杂而迷人的一部分。
大家很熟悉的《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中毒药就让人看得口目瞠舌。通常武侠小说中的以毒物的种类来说,一般分为四种。第一,植物性的毒物;第二,动物性的毒物;第三,人工合成或练制的毒物;第四,将毒物炼在暗器、兵器上或掌力之中,或是带有阴毒的内功。
其中《射雕英雄传》里的毒沙掌、子午透骨钉、附骨针、七绝针;《神雕侠侣》里的冰魄银针、五毒神掌,属于第四种。《神雕侠侣》里的蟾蜍毒砂以蟾蜍之毒液炼制而成,若以此毒施於巨蟒猛兽,当者立晕,内力深厚者亦感胸口烦恶欲呕,属于第三种;《射雕英雄传》中欧阳锋的毒药,欧阳锋养了两条剧毒的蛇,他用这种蛇的毒液毒死一条巨大鲨鱼,扔到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