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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2章 黄鹤矶（第1页）

黄鹤楼位于蛇山黄鹤矶，濒临长江，遥望鹦鹉洲，站在楼上可眺望对岸的晴川阁，据说此楼始建于三国时期，屡毁屡建，现在的这座黄鹤楼是清朝中叶重建的。

到了黄鹤矶，赵北带着卫队步行走了上去，一路人声鼎沸，木匠、泥水匠、小工正忙着在矶上矶下打地桩。

就在前几日，这黄鹤楼和大半个黄鹤矶已被赵北租给了几个大商人经营，虽然他们当时没说干啥，但现在看来，那几个商人是打算在这里经营房地产了，而且说干就干，合同刚签了才几天，就把这黄鹤矶变成了一座建筑工地，不过现在是冬天，前几天又刚下过雪，这正式开工营建恐怕得等到开春以后了。

赵北曾对那几个商人说过，他打算把黄鹤楼变成风景区，发展武汉地区的旅游业，或许是受到启发，那几个商人已开始未雨绸缪，先占地盘，到底是盖酒楼还是饭庄，赵北却是猜不到。

不惟黄鹤楼被租了出去，武汉周遍几乎所有的名胜古迹都被赵北“租”了出去，没办法，现在全省清理财政的工作还没结束，列强又借口局势不稳强行扣押了由他们代收的关税，可是军政府各方各面都需要资金维持，赵北一时拿不出那么多的现银，只好在那些名胜古迹上打主意了。

革命之后，不少原属旗人的产业被革命政府没收，其中不乏他们*的名胜古迹，这些产业都被军政府租了出去，连同那些被没收的官府地产，东凑一点西凑一点，总算是凑够了一百万现大洋，维持军政府的正常运转几个月是没什么问题了。

现在革命形势逐渐明朗，赵北崛起之势已不可阻挡，以前那些左右观望的人开始有意无意的向总司令靠拢，躲在租界的商人也陆续返回，按照当年湘军、淮军崛起的经验，即使赵总司令坐不了天下，至少也能混到曾国藩、李鸿章那种地位，武汉一带的商人不能通天，巴结不上袁摄政，也就只好向赵总司令靠拢了，所以，这租地、售地的布告一发，应募的商人着实不少，赚钱还是其次，关键是跟总司令搭上线，买个安心。

商人们的这种心思虽有些度君子之心的味道，但好歹是让赵北狠捞了一笔。

声望日隆的赵总司令赶到黄鹤楼前的时候，黎元洪等人已在楼前的石照亭恭候，人不多，就那么六七个人，大多都是陌生面孔，人人青衣小帽，与那古朴的石照亭倒是交相辉映，也与赵北那笔挺的军装、锃亮的马靴有些格格不入。

黎元洪穿着长衫，外头罩着件缎面金丝袄，头戴瓜皮帽，脑后的那根一尺长的小辫也剪了，红光满面，精神抖擞，见总司令到来，便领着众人上前迎接，并为赵北一一介绍。

“总司令百忙中抽出身来，黎某不胜荣幸，这几位都是远道赶来的缙绅名士，黎某为总司令引见引见。”

黎元洪指了指一位年过五旬的老者，说道：“这位邹廷弼先生，字舜卿，江苏无锡人氏，倡导实业，名下产业众多，堪称东南商业钜子。此次观景会，实是他摆下的。”

“幸会，幸会。”赵北拱了拱手，仔细打量，那人其貌不扬，但眉宇之间透出一股商人特有的精明，目光在赵北脸上停留片刻，迅疾挪开。

“黎议长抬举了，其实邹某不过是个小商人，这‘商业钜子’实在不敢当。旁人说总司令才二十多岁，周某还曾不信，现下信了。总司令青年才俊，安庆举义海内闻名，九江通电天下影从，前途必不可限量。”邹廷弼拱了拱手，自谦一番，顺便拍了拍总司令的马屁。

黎元洪指着另一人，说道：“这位是谭延闿，字祖庵，湖南茶陵人氏，进士出身，‘会元’的头衔，这可是湖南二百年来第一位会元老爷，现下是湖南宪政公会的会长，其父谭钟麟官至两广总督，也是进士出身，父子同进士，这也算得科场佳话了。”

这倒是个历史名人，清末著名的立宪派人物，辛亥革命后还曾做过一段时间的“湖南王”，在历史教科书上通常被作为反面人物批判。赵北不由多打量了几眼，估摸着对方年龄似乎还不到三十岁，相当年轻，也相当的倜傥，气质很不错，这倒和他的官宦人家出身相符。

黎元洪又指了指邹廷弼身旁一名男子，说道：“这位也非寻常人物，乃是名闻天下的‘宪政奇才’杨度，字皙子，湖南湘潭人氏，是当世大儒王湘绮（王闿运）的入室弟子。此次袁项城举义北方，皙子功不可没。”

赵北闻言一愣，向那人问道：“阁下便是杨度？你不是在帮张季老他们张罗宪政的事么？来武汉做什么？”

杨度，“洪宪帝制六祸首”之一，那是鼎鼎大名，中国最早鼓吹君主立宪的名人之一，和他相比，谭延闿的宪政光环立刻黯淡了许多。

“袁项城举义北方，本是顺应天下民心之举，度不过是摇旗呐喊而已，何功之有？”那男子虽是谦逊，可神情却颇为得意。

这男子正是杨度，前几日他还在上海公共租界与张謇等人商议策应袁世凯行动的计划，不料突闻赵北的“震电”，心神大乱，与同样不知所措的张謇等人一商议，决定还是亲自跑来看个究竟，探探赵北口风。

如果共和军方面拒绝南北议和，北方的袁世凯就是两头不讨好，清廷恼他“篡国”，南方革命党也不满他维护清廷，那么其结果不是全国陷入混战，便是招致列强干涉，重现当年八国联军侵华一幕。现在南方各派革命党中，以赵北的势力最为强盛，不仅军队最多，而且还占了汉阳兵工厂，可谓“雄据一方”，如果不能说服赵北同意实行君宪国体，那么南方其它革命党势力自然也会唯其马首是瞻，与北洋集团抗争到底，而这，是杨度不希望看到的。

一方面，如果革命党人不同意君主立宪，那么袁世凯就无法把持中枢权力，无法号令天下；另一方面，清廷恼怒北洋军哗变，绝不会再信任袁世凯，嘴上不说，可心里却将他视为“篡臣”，如此一来，袁世凯就成了风箱里的耗子，谁也不待见。

在杨度看来，同盟会、光复会都不值一提，如果不是赵北的“震电”，他们也不会跟着起哄反对君宪，只要说服了共和军，说服了赵北，这君宪国体就十拿九稳。

赵北反对君宪的信心十足，仗得是什么？仗得就是麾下那十几万人马，仗得就是那几万杆步枪，这就是他的信心来源。虽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但杨度还是决定去会一会这个丘八头子，用三寸不烂之舌扳一扳这历史大势。

杨度一向自视甚高，只是仕途不顺，若非袁世凯赏识，他也自忖不大可能成为“宪政奇才”，所以，从入幕袁府那一天起，他就将自己当成了袁世凯的“死士”，甘为袁氏前驱，如今袁世凯遭遇这种南边不疼北边不爱的尴尬局面，杨度自问自己有责任为“主公”排忧解难。

当然，这只是这个书生的一己之见，至于袁世凯自己是怎么想的，他不知道，也没去问，这次到武昌来，是杨度自己的主意，没有请示袁世凯。

谦逊完毕，杨度向赵北淡淡一笑，稽首道：“在下正是杨度。实不相瞒，鄙人来此是为袁项城当说客的。”

“袁项城让你来的？”赵北拿着马鞭，轻轻打了打手心，开始猜测袁世凯的动机。

根据“辛亥革命”的历史经验，袁世凯在革命爆发之后一直采取的是“平衡战略”，左右逢源，既不立即消灭革命军，也不立即取代清廷，对清廷他表现的是“忠”，对革命派他表现的是“义”，在两个对立的势力之间小心翼翼的维持着力量的平衡，哪一方都不过分削弱，哪一方都不过分得罪，使他们鹬蚌相争，自己渔人得利，当双方谁也奈何不了对方时，再由他出面收拾局面，两边各给一点好处，而自己则趁机将最大的好处拿到手，正是利用这种办法，他才得以攫取革命果实，篡夺了大权。

不过现在情况不一样了，现在的袁世凯已经成了旗人眼里的“篡臣”，清廷不会再信任他，“忠”不起来了；而他又不是革命党人，也没有在第一时间响应“共和”，虽然发动“兵谏”，但主张的却是“君宪”，与革命军自革命以来一直主张的共和背道而驰，因此也不为革命党人所尊，这“义”字也就无从谈起。所以这两头讨好的办法就行不通了，袁世凯采取得是借刀杀人的办法，即借南方革命党的力量恐吓清廷，同时用“君宪”做筹码，与革命派讨价还价，表面看来与辛亥革命时采取的手段一样，但出发点却不一样。

目的还是那个目的，枭雄还是那个枭雄，只是遭遇的局面却完全不同了。

这，恐怕就是袁世凯没有第一时间响应“共和”的原因，他有自己的打算，他还在做着驱虎吞狼的梦，只是可惜，这一次他遇到的却是一个穿越者。

赵北在揣测袁世凯的用意，却听杨度说道：“鄙人来此，项城并不知情，是我自做主张，听说舜卿先生要来武昌，便跟着一起来了。冒昧之处，还望总司令海涵。”

赵北微感诧异，但仔细琢磨，就释然了。按照历史记载，杨度这个人一向以“国士”自居，思想又深受所谓的“帝王之学”左右，有这种自做主张的行为倒也不算什么怪异举动。

历史上不乏这样的“谋士”，说到底，这是一种政治投机，成了就是“未雨绸缪”，会被主子赏识。

不过考虑到杨度在历史上曾经不断的转换自己的治国理想，或许，此次武汉之行他不是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