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虽然并不复杂,但由于涉及到皇子和方家,便让这件案子变得有些棘手。而且这位士子年后才赶到京城,虽然状告的是孙清和韩元林两位士子,但手中并无证据,也没有人能证明那两本行卷是这两人写的。
况且他们遇害之地在离京三四百里的晋州深山,按照这位士子的说法,他跌下山崖后得山中的樵夫所救,在樵夫家中休养了一月,又求了樵夫为家中送信,一能够走动,就在当地雇佣了马车进京准备赶考,生怕耽误了今年的恩科。
可等他到了京中,却发现孙清和韩元林已经名满京城,而他们最得意的两篇诗文,竟是他随身携带的行卷中的!
这就不仅仅是谋财害命了,谋财害命不算,还要窃取名声,天下士子无人可以忍受这个!
此人原本就是捡回来的一条命,也不怕报复,连夜写好了诉状,就去大理寺门口敲响了登闻鼓。
这人原本就是当地有名的才子,只不过家境贫寒,一直得不到当地官员的举荐,在书院了五六年才得到富商的资助,否则也写不出如此漂亮的行卷来。
这一纸诉状文辞极为犀利,直把孙清和韩元林两人的恶形恶状描述的人神共愤,误交匪类的痛恨之情更是让读者直入肺腑,不由得悲愤填膺,自然而然的就对孙、韩二人的行卷是出自他手有了几分相信。
能写出这样状子的人,能写出打动皇子和方家的行卷,也是正常的。
出了这样的事,一时间满城哗然,京中无论是朝官还是士子,都对此事议论纷纷。如果这件事是真的,那刘祁举荐的这两位士子,行为简直让人发指。
大理寺一直和吏部不对付,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大理寺接了这个案子,自然是喜不自禁,立刻交到了皇帝那里。
由于事关科举,又是士子犯案,情节极为恶劣,刘未立刻下了诏令,要求三司共同调查此事,务必在最快的时间内查清楚真相。
举凡士子入京赶考,家境贫寒的,由当地的官服提供一部分盘缠,只够步行上京。寒士有时候为了赶上礼部试,往往要提前几个月出发,路远的,只能想法子找人资助入京,等待来年出息了再偿还。
像是受害士子这样的,家中虽然是清白人家,但毕竟并非什么大富之家,路上也只能去找家境富裕的同科士子拼车入京,提供一些车马费即可。
这样的事情太过寻常,赶考的士子有时候赶路到一个大镇,结交三五志向相投的同科士子,也是常事。
这一路合则投,不合则分,遇见对味的,一路讨论学问、聊聊未来的志向,即使是入京的枯燥行程,也变得没那么枯燥了。
孙清和韩元林是同乡,家境都很富裕,两个家族为了供给他们读书,都由族中出人为他们耕种土地、缴纳束脩,到入京赶考时,还提供马车、书童,在京中事先安排好客栈,只希望他们飞黄腾达那日,举族子弟也能有出息。
受害的这位士子,便是在半路上搭上了孙清和韩元林的马车。孙和韩仰慕他的才华,一路上好酒好菜照顾着,又有书童安排琐事,这寒门的书生一路上过的无比畅快,不愿离开。
他的学问好,又经历过一次科举,孙清和韩元林一路向他们请教,也算是半师半友。
直到有一次,这士子酒后失态,将自己精心准备的行卷炫耀给孙、韩两人看了,又言之凿凿这张行卷被大儒张子清称赞过,只要入京一投卷,必定有达官贵人奉为上宾。
于是也就有了半路上突然向两人下手,趁着两人内急下车方便的时候,伙同书童一起将两人推下山崖,将马车上的行卷据为己有之事。
虽说这位士子手中没有证据,仅有片面之词和他多年来精心写成的行卷内容,但孙清和韩元林却有个极大的纰漏放在了身边,那就是他们两人所带的书童,都不是什么硬骨头。
两个书童很快被带走,孙清和韩元林也被投入狱中,书童在严刑拷打后对半路上痛下杀手的事情供认不讳。
动机也很简单,他们的身契在孙清和韩元林手中,不得不伙两位主子一起杀人,否则就要被发卖到活不下来的地方去。
而后走访晋州山中的御使也快马派人回报,在上告举子所说的地方找到了那个救了人的樵夫,当地也有郎中和马车行可以作证,甚至找到了救他们的那棵巨松。
派去受害士子所在书院的特使虽然还没有回京,但京中亦有同一书院的士子做了证,证明其中几首意境深远的诗词他们曾经在书院中听先生赞叹过,这位士子在当地官学和书院都十分有名,并非恶意构陷之人。
这一下,人证物证动机口供都有,铁证如山,由不得两人抵赖。刘未立刻下旨,取消了两人“荐生”的资格,并下了“失察令”。
按照代国的举荐制度,举荐者和被举荐者是互相连带责任的关系,被举荐者如有才不符实、作奸犯科、品德低劣的情况,举荐者有失察之罪,需立刻辞官以儆效尤。
此举原本是为了保证举荐制度不成为互相攀附关系的保证,但其实已经多年没有真的下过什么“失察令”了。
数十年来唯一一次下“失察令”按实了连坐的,自然是推荐这两人之人。而推荐孙清和韩元林的,不是其他人,恰恰就是方孝庭的儿子方顺德。
虽说方顺德也是看在外孙刘祁的面子上进行的推荐,可失察就是失察,这件案子一出,顿时仕林大惊,连带着刘祁的声望也一下子一落千丈。
那位受害的士子却因祸得福,一时间名扬天下。由于他的行卷因为这样的原因提前被刘未看到,被刘未认为是志向高洁、文采出众之人,破格将孙清和韩元林削掉的“荐生”之位授给了这人,他便成了真正的“天子门生”。
方孝庭因为儿子犯下“失察罪”的事情奔走了好几日,无奈这件事情况太过恶劣,人人避之不及,饶是他权势惊天,也没人敢顶在恩科的关节上和皇帝及礼部顶撞,最终方顺德只能辞官回家,和其弟方宜君一般,成了一普通的白身。
而且看皇帝的意思,显然也不准备再起用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