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我住得算是不错的,起码是个套房,”看到费大宝惊讶和带有几分轻视的神情,黎导演掩饰着尴尬,“他们那些人更惨,只有**平,中间用木板和铁网隔着,比他妈的我以前住的房子卫生间还不如!”看来香港人习惯把这种带有独立卫生间的蜗居称为“套房”。
我不像费大宝,他是典型的富二代,我是平头老百姓,以前也在照片中见识过鹏仔的隔间,比黎老板的还差,所以我没那么惊讶。坐在床边,看着桌上供着的那尊半天半地九灵古曼,我说:“你得把这张桌子移开,不要摆在卫生间旁边,泰国供奉物不能距离脏处太近。”
黎导演说:“可房间就这么大!”
费大宝说你可以将床移到卫生间旁边,桌子就能搬开了。黎导演苦笑:“这卫生间经常堵塞,味道很臭,把床尽量离远些还好,要不然连觉都难睡,还要用棉花把鼻子塞住!”我心想就这么大的房间,近点远点又有什么区别。
人多力量大,我们三个人共同动手,帮黎导演把桌和床调换位置。看着桌上的供品,有小孩玩具、零食、牛奶饮料等,费大宝仔细动手数了数,每种不多不少,都是九份。
我点点头:“没错,供奉方法对头,现在位置也调换好了,以后在更换供品的时候,念几遍心咒,而且最好在午夜无人的时候。”黎导演连连点头,掏出纸笔记录。要走的时候,黎导演说要请我们喝下午茶,但说实话我不太好意思。不管他以前如何风光,但现在很落魄,上次请方刚吃那顿饭,没个上千港币根本下不来,估计已经是他半个月的房租。于是我提出这次该轮到我们请客,由我作东。
黎导演坚决不让,我说那就不去了,黎导演才同意。虽然这桩生意我并没赚到半毛钱,但我想跟他搞好关系不是坏事,客户都是慢慢培养出来的,谁知道以后他有没有朋友介绍过来呢。
喝完茶回家,费大宝问为什么叫半天半地,我说:“方刚没教过你?天童和地童古曼你都了解吧,这种半天半地,就是天童的禁锢法门,但能达到地童的强效成愿。目前只有龙婆都姆可以制作和加持,别的师父都不行。”
“那鬼王,还有我干爹也不行?登康师父呢?”费大宝问。我笑着说当然不行,一是龙婆都姆是修正统佛法的,而阿赞师父们走的都是野路子,在禁锢阴灵方面,永远也没有佛法厉害。二是大家各有专攻,虽然鬼王、于先生和登康不懂佛法,加持不出半天半地,但他们会降头术,从某种角度来讲,远比龙婆师父们更受欢迎。
费大宝连忙掏出纸笔记录,我心想这家伙虽然很多时候都不太靠谱,但对佛牌行业还真是有热情,和小杨一样。想起小杨,我就掏出手机给她打了个电话,才知道最近小杨一直在美国,在叔叔的监督下进修工商管理,这几天刚回到东阳,说非常不喜欢读这种课,但没办法。
转眼十多天过去,我始终在观察伟铭和淑华,因为只有这几个人的嫌疑最大。但并没找到什么可疑之处,我也悄悄用五毒油在这三人身上都测过,伟铭和淑华各佩戴着一条白衣阿赞的阴牌,入过阴料,所以颜色都会发深,这也是正常现象。
我问费大宝,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揪出这个内鬼。费大宝说没什么好主意,但他平时在店里的时候,也会多留意这两人,相信总能看出端倪。
这天,我忽然接到黎导演打来的电话,说要请我和费大宝吃饭。我很奇怪,他毕竟不是我的客户而是方刚的,难道真给我发展了新客户?我很谨慎,虽然我和方刚熟得不能再熟,可以说是过命的交情,但这家伙有时候特别认死理。让他千里迢迢来救我的命,他可能都不会犹豫,但要是觉得我有抢他客户的嫌疑,非跟我翻脸不可。
“黎导演,是有朋友介绍给我吗?”我笑着问。黎导演也嘿嘿地笑,说没有的事,只是为谢谢我。因为方刚不在香港,我和费大宝也帮了不少忙,而且大家都是朋友,请我就等于请方刚了。
看来他还在卖关子,我和费大宝也没多想,就乘出租车前往骆克道的那家粤菜酒家,看来黎导演很喜欢在这里吃饭。这种档次的酒家,在香港也应该算是中上等了,以黎导演现在的处境,怎么消费得起呢?
在疑惑中于二楼的角落找到黎导演,他这次并没有订包间,而是散座,但有屏风隔着,是典型的广东人吃饭谈事的风格。他坐在桌中,笑容可掬地看着我们,做了个“请坐”的手势。等我俩坐下,他又递上香烟,被我推辞,而费大宝也没客气,接过来就点燃。
黎导演将服务员叫过来说可以上菜了,我笑着问:“黎导演,怎么有兴致找我们俩吃饭,是有什么喜事吗?”
黎导演哈哈一笑:“没那么复杂,不过喜事也是真有。”说完他拿出一份类似合同的东西放在桌上,我和费大宝打开看,全都是繁体字,认起来有些费劲,但还是能看出,这是电影公司与导演之间的合同,最后一页的签署日期是1997年6月份,已经是十年前的。
“什么意思?”费大宝问道。黎导演笑着说,那天晚上他刚供完古曼,也换了供品,刚上床躺下,就听到壁柜的木板发出响声,他爬起来不到两秒钟,柜子就塌掉了,里面堆了很多杂物,还有书籍、光碟和杂志等,全都压在床上。
我说:“哦,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如果不是为了供奉古曼,你早就上床睡觉,说不定会被压伤,所以觉得这是古曼在帮你逃过一劫?”
黎导演神秘地摇摇头:“开始我也这么觉得,但如果不是为了让古曼远离卫生间,我也不会移床到壁柜下面,也就没有被压的危险。我在收拾那些杂物的时候,有个裂开的文件袋,里面全是当年我拍戏时的导演合同。看着这些合同,数了数大概有七八十份,我一直留着没有扔。心里很感慨,随便翻了翻,其中有份合同就是这个,里面有个条款是卖掉的电影光碟,我都有版税可分,但每五年才结算一次。现在刚好过了十年,应该分给我两笔钱,但那时候早就忘记了。我把所有的合同都翻出来,还有几份也是这样写的,都是同一家电影公司。”
费大宝连忙问:“后来去找电影公司要钱了吗?那家电影是否还在啊?”
“所以说我运气好,那间公司已经改了名字和后台老板,但账务关系也保留着。”黎导演说,“我去找新公司,老板当然不愿意,我就说要找律师跟你交涉,刚好这家公司有部新戏要上,正在两地搞宣传,可能是怕有负面影响,就答应帮我查账。查了不要紧,光从1997到2000年,那几部电影就卖了几十万张光盘,每张我能抽得两块钱,就是一百多万港币。”
听了这个消息之后,我和费大宝都瞪大眼睛,黎导演开心地大笑,拍拍我的肩膀:“田顾问,真要感谢方老板和你,要不是认识你们俩,我哪里有这么走运!”
菜上齐了,我和费大宝举杯庆祝黎导演终于否极泰来,他也很高兴,光自己就喝了半瓶白酒。我问他这笔钱要怎么花,是不是先换个好点儿房子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