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按照田组长说的,每天一有空就捧着书籍看,坚持写心得笔记。我要从这些方面找到突破口,当然也还要在工作中表现表现。
但下连队才二十多天,我们部队就要出发到西藏高原去执行测绘任务了,我每天坚持读书的习惯只有随之改变了。
就在部队正要出发之际,我却收到家信说父亲被生产队的人打了。而打我父亲的人却是我大姨妈的三儿子我的表弟。
父亲是生产队长,官虽然不大,但管着二百多人的吃喝问题。
大姨妈家由于孩子多,全家有八九个人吃饭,家里的生活和其他各方面就比较困难。
大姨妈的儿女们认为,我父亲是他们的姨父又是生产队长,理应对他们家有所照顾。
实话说,我父亲还是给了大姨妈一家人一些特殊的照顾的。每年上级拨的救济粮救济钱,我父亲总是想到首先给他们,其次再给其他的人。
可三表弟总是想,每次的救济粮救济钱应全部给他们家,他们家是最困难的。
但父亲作为生产队长不能只顾他们一家,还有其他的困难户。他不能说百分之百的把水端平,但还是要做到大差不差要过得去。不然的话,别人就会说父亲不公只顾自己的亲戚。要是那样的话父亲还怎么工作呢?
这次就为救济粮的事,三表弟找父亲理论时话不投机,他就动手打了父亲。
弟弟来信问我怎么处理,家乡政府要将三表弟送去关起来。
我想三表弟还年轻才十八岁,如果关起来了他后半生就全完了。再说他打的也不是很重,就饶了他这一回。
家里后来就按我的意见处理了。
就在我收到父亲被三表弟打了的家信中,弟弟告诉我,生产队有人说我的未婚妻李梅秀对我当兵有想法,说李梅秀曾对别人说,如果我只当两年兵就回去的话她就等我,如果我当兵的时间长了的话,她恐怕就不等我了。
当时我的心还是紧了一下,心想,李梅秀还不至于如此绝情吧?我到部队还不到半年的时间,她竟然要变心?
就在部队临出发的前夜,我抓紧时间给李梅秀写了封信,举了一个别人的例子委婉地问她,你是不是像别人那样就不等我了?
李梅秀后来回信也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我想,李梅秀她不识字,她要听别人读要别人代写,她的本意不一定能表达得完全。
我也没有深究李梅秀是不是说了不等我的话,抱着听天由命的想法不考虑这些了,她要变心就变心。东方不亮西方亮,黑龙南方还有北方。难道我张木子就订不到婚要打一辈子的光棍?我就不相信。
我放开这些杂念,高高兴兴的跟着部队出发了。
我们小组是整个中队打前战的。我们二十来人在田组长的带领下,跟着副中队长赵清理向西藏高原进发。
从部队驻地出发后,我的心情是既激动又紧张。激动的是在保家卫国的征途中也有自己一份子了,自己如今已经是在干大事了。紧张的是前路茫茫,听说西藏那么艰苦那么困难,会是个什么情况在等待着自己呢?
特别是老兵说,今年去的地方麻疯病多,万一自己惹上麻疯病那不就糟了!
说实话,当兵第一年的新兵,如果心里不胡思乱想的话,他一定是个圣人。我后来问过战友们,第一次跟着部队外出你们的心情怎么样?他们都说的确是既兴奋又紧张,同时还有一丝丝的后怕。
第二年是老兵了,已经成了“油条”也就没有那些东想西想的东西了。
我们一路上有三十多辆车在成都平原穿行,沿途群众看到这么多军车拉着这么多的军人都很好奇。
路上有的汽车主动停下来让我们通行。骑自行车的人也把车停下窃窃私语,对我们指指地点,好像在说:“没有听说哪里有事情啊?怎么部队出动了呢?”
还有的更是大声的大胆猜测:“这是个精锐部队,你们看全是冲锋枪,这说明一定有重要的事情发生。”
当时,我们部队装备的只有两种武器,干部手枪,战士全是冲锋枪。据说其他的部队那时并不是每人都是冲锋枪。所以我们的出现才引起群众的观看和议论。
我们在新津县一个地方吃午饭时,一溜的冲锋枪更是引起群众的围观,这精锐部队都出动了是什么事情啊?西藏那边边境没有听说有什么事啊?
群众知道我们是向西藏去的,因为这是川藏路。川藏路向西去那肯定是到西藏的。
我们就在群众好奇的眼神中向西藏进发了。
当我们进入工作区后,我们的一个邻国的广播就说,中国一支精锐部队多少人某天某日从成都出发了。
为此,上级专门下发通知,要我们注意保密工作。
从这里也看出敌特的情报工作是做得多么缜密呀!
这真的是千万不要忘记对敌斗争啊!
傍晚时分,我们来到雨城雅安。
雅安兵站就在城边上。那时候的兵站进出好像都是土石路不是水泥路。兵站里面也不是硬化了的地板,而是用一些碎石铺就的。
住的是平房是大通铺,十几二十个人一顺溜并排而睡。
兵站吃饭不像是在新津县吃饭那样随到随点。兵站要提前预报,由打前站的人员联系。我们一到,洗漱了一下就开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