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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视角不同是专业和业余之间唯一的区别（第2页）

“那你在干吗？”

“那就是我吸进的原因。听我说，你要和那个可靠的朋友密切联系，只要洛克菲勒一停止这种阶梯式卖出，你就立刻通知我！懂了吗？”

“好。”约瑟夫说完就走了，他真是不太明白科马克到底在想什么，竟然吃进洛克菲勒倒出的股票。他知道科马克看跌整个股市，所以就更难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了。但约瑟夫还是去见了他那个做过户操作员的朋友，说只要洛克菲勒一抛完就通知他。约瑟夫定期去他的朋友那儿打听消息，一天两次。

一天，朋友告诉他：“老先生不卖了。”约瑟夫谢过他，带着消息直奔科马克的办公室。

科马克专心地听着，转向惠勒，问：“比利，我们有多少圣保罗？”惠勒查了一下，报告说已经积累了6万多股。

科马克一直看空后市，早在他开始买入圣保罗之前，就已经放空了一些其他铁路股和很多其他股票，他是市场上的大空头。他立刻让惠勒抛出持有的6万股圣保罗，并进一步放空。他用自己的持股作为打压整个市场的杠杆，这对他的空头操作非常有利。

圣保罗一路跌了44点，科马克来了一记绝杀，他玩得技术圆滑，故能大赚。讲这个故事，我主要想说的是科马克对交易的习惯性视角。他不经过大脑思考，就能立刻嗅到更加重要的东西，比在个股上的利润重要得多的东西。他看到天赐良机，不仅可以开始自己的大熊手笔，而且可以利用这个机会，适时地推市场一把。听到圣保罗的内幕，他选择吸进而不是抛出，因为他立刻看出这能给他的空头战役提供质量最上乘的弹药。

回过头来说我自己。平仓了小麦和玉米后，我开着游轮南下，在佛罗里达海域转悠，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就像小时候一样无忧无虑。钓鱼真是太棒了！一切都很可爱。我不必挂念任何实情，也不自找什么麻烦。

一天，我在棕榈海滩上了岸，遇到了很多股友，还有一些生人。他们正在聊一个非常奇怪的棉花商。纽约传来消息说：珀西·托马斯57破产了。这个消息并不确凿，只是传言，人们说这位世界闻名的操盘手在棉花市场上遭遇了第二次滑铁卢。

我一直非常崇拜他。我第一次听说他的大名，是当年谢尔登·托马斯证券交易公司倒闭的时候。当时，托马斯想轧空棉花市场，但不像他的合伙人那么高瞻远瞩，而且他还比较，在成功的边缘临阵退缩，结果功败垂成。至少当时整个华尔街都这么说。总之，他不仅没发成大招，反而成了那几年最骇人听闻的失败，到底亏了几百万，我也不记得了。公司停业了，托马斯开始单干。他一心扑在棉花上，不久便东山再起。他连本带利还清了所有债务，还多出来一百多万，而且那些债务并非法律强制必须还的。他在棉花上的东山再起，和迪肯·怀特一年还清百万债务的丰功伟绩一样令人惊叹。托马斯的勇气和智慧让我对他钦佩得五体投地。

棕榈海滩上，每个人都在聊托马斯在3月份的棉花上的失败。相信你知道什么叫以讹传讹，传言中总会有夸大其词和添油加醋的成分，外加大量错误信息。我自己就亲耳听过一个关于我的消息被添加了许多新奇、生动的细节。消息在24小时内传回我的耳朵时，连我自己都不觉得那是在说我了。

珀西·托马斯新近的败绩，把我的心思从钓鱼拉回了棉花市场。我找来一批交易文件，仔细研读，想根据环境持个仓位。回到纽约后，我就放弃了研究市场。所有人都在看跌，纷纷抛出7月的棉花。我想那是因为社会性传染的作用：身边的人都在做某件事，所以你也会禁不住跟着做。这也许是羊群效应58的一种变体或另一种说法。总之，成百上千的交易商都认为，放空7月的棉花是明智的，是合时宜的，而且绝对保险。你不能说这种行为是鲁莽的，鲁莽这个词显得太保守。期货商们只看到市场的一个面和巨额利润，当然觉得价格会暴跌。

我当然也看到了这些，但我突然灵光一现：做空的人不会有太多时间回补的。我越研究大环境就看得越清楚，最后我决定买进7月的棉花。一操作我就迅速买进了10万包。很多人在抛空，所以我买进得很顺。当时根本没人买进，依我看，即使悬赏一百万，“无论死活，给我找到一个买进7月的棉花的人！”也肯定没人来领赏。

那时是5月下旬，大家不断抛出7月棉花，我就不断加仓，直到我把所有抛出的合约全部买进了，总共12万包。就在我买停后几天，价格开始上涨，而且涨势汹汹，一天就涨了四五十个点。

一个周六，大概是我开始操作后的第十天，价格涨势放缓。我不知道是否还有人想卖，我得自己去查证，所以我一直等到收盘前的最后十分钟。我知道这通常是空头最关注的时间，如果收盘于高位，他们就会被套牢。于是，我发出四张买单，以市价同时各买进0。5万包，价格又被推高了30点。空头们都见势想逃。市场以最高价收盘，请记得，我只是最后买进了2万包。

第二天是周日。到周一，利物浦市场按理说会高开20点，这样才能和纽约的涨势保持一致。结果利物浦高开了50点，涨势是纽约的两倍多。利物浦的上涨和我关系不大，它只说明我的推断很合理，而且我只是在沿着最小阻力方向交易。同时，我也清晰地记得这个事实：我手里有大宗棉花需要脱手。不管是迅速上涨还是缓慢上涨的市场，都无力消化数量太大的抛售。

当然，利物浦的消息让纽约的棉花价格跳涨。价格涨得越高，7月的棉花就越没人卖，我一点也没抛。总之，对空头们来说，那个星期一真可谓是刺激而悲伤的一天。虽然这样，我却看不到任何空头恐慌的迹象，没有出现大面积盲目的回补，而我手中还有14万包棉花，必须找到市场。

星期二早上我去公司，在大楼门口碰到一个朋友。他笑着对我说：“今天早上《世界报》上的消息很惊人呢。”

“什么消息？”我问。

“怎么？你没看报纸？”

“我不看《世界报》。”我说，“什么消息？”

“啊，是说你的，说你在轧空7月棉花市场。”

“我不知道这事。”我答了一句就走了。我不知道他信没信我的话，可能他觉得我很不够意思，没跟他说实话。

到办公室后，我派人拿来一份《世界报》。果然，报纸的头版上，大标题赫然写着：“拉里·利文斯顿轧空7月棉花”。

我当然立刻就明白，这篇文章一定会让市场骚乱起来。我一直在费尽心思研究到底该如何抛出我那14万包棉花，但怎么也没想到这个妙招。此时此刻，全美国正从《世界报》上或其他转载这篇文章的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它甚至已经传到欧洲去了，从利物浦的价格来看，很显然，由于这则消息，市场已经疯狂了。

我当然知道纽约市场会有什么反应，也十分清楚自己该怎么做。10：00，纽约市场开盘，10：10，我的棉花全部脱手，整整14万包，一包不剩，大多成交于当天的最高价。期货商们是我的棉花的买进力量，而我只是看准天赐良机抛出。我能抓住机会完全出自本能，不然我该怎么做呢？

问题本来需要耗费极大的脑力才能解决，结果却被意外解决了。如果《世界报》没有印那篇文章，我就必须牺牲很大一部分账面利润才能抛光。抛出14万包不可能不压低价格，但《世界报》上的这则消息为我实现了一切。

至于《世界报》为什么会发表这个消息，我说不清，我也不知道。也许这位作者从棉花市场上的某个朋友那里听说了小道消息，认为自己抓到了一条独家新闻吧。我可不认识他，也从不认识《世界报》的任何记者。我自己也是那天早上9点后才知道他们登了这个消息的；而且，要不是朋友碰巧提到，我还被蒙在鼓里呢。

如果没有这个消息，就没有足够大的市场让我出货。这是大宗交易的一大问题，你无法偷偷溜走。你想卖或认为该卖时，不一定总能顺利出仓。所以，能退出时赶紧退，趁市场有足够的能力吸入你倒出的货。一旦错过良机，就可能付出几百万的代价。绝对不能犹豫，一犹豫就会输。在大宗出货中，你不能指望一些小杂技，比如通过偶尔买进，试图在总体熊市中制造一些小波峰，因为这样就会拉长熊市，会让熊市越来越明显，反而会降低吸货能力。我还要告诉你的是，看准机会，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你必须时刻保持高度警觉，机会一露头就马上出手才行。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理解，我这次的幸运只是个意外。在华尔街（就这一点来说任何地方都一样），任何人意外发了大财，都会被人怀疑他搞了鬼。而如果是意外倒大霉，人们就不会认为那是偶然，而会认为那是自私贪婪和骄傲自大的必然结果。一有暴利，人们就称其为掠夺，说什么世道乱了，不择手段反而有好报，传统和道德沦丧之类的。

空头们遭受了大量的损失，所以都很恨我，指责是我一手策划了这次行动，虽然惩罚来自他们自己的鲁莽。空头们这么说也就罢了，其他人也都这么认为。一两天后，世界上最大的棉花期货商之一碰到了我，他说：“你那招真高啊，利文斯顿。我原来还在想，你不知道得赔多少钱才能出清那么多棉花。你知道，不压低价格，市场至多能吸入五六万包。我很好奇，不知道你怎么才能抛光而不赔光账面利润呢？想不到你还有这么一手，确实高。”

“我啥都没做。”我非常诚恳地说。可他还是一遍遍地说：“真高啊，老弟，太高了！你不用这么谦虚！”

这笔交易后，媒体开始叫我“棉花大王”。但我说过，我可不配戴这顶王冠。不用说你也知道，在美国，没人买得起纽约《世界报》的专栏，也没有人有这么大的能力可以左右媒体，让报纸刊登这种消息。它让我浪得虚名了。

我讲这个故事，并不是劝那些被人黄袍加身的人不要骄傲，也不是为了强调抓住时机的重要性。我只是想说，7月棉花那笔交易后，报纸上到处都是关于我的恶名。要是没有这些报纸，我就没有机会见到大名鼎鼎的珀西·托马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