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BP机,这可能是时代赋予此时人们最佳、最自然的一个凸显财富和与群体区分开的个人标志。
这玩意在当时绝对是一个让人面上生光时髦玩意,仿佛是一个人身份的标志。
有呼机的人都爱把它挂在皮带上那个最显眼位置。
因为这东西完全可以体现出一个人的价值。
有能力花费巨资购买是其一,其二也证明了这个人的重要性。
想也知道,肯定只有要务缠身不容耽搁的人,才会去配备这玩意。
所以最早有小盒子的人就自我感觉特别牛,还特别盼着有人能“呼”他,最好是在下班以前。
谁要能当众被“呼”那么一下,就会精神抖擞,跟吃了蜜蜂屎似的去回电话。
哪怕是家里让带两把葱一把蒜回去呢,也觉得倍儿有面子。
偏偏这种幼稚的虚荣还真的能成功唤起其他人的羡慕。
于是寻呼机需求就直线增多,几乎从一开始出现就是畅销货。
而旅游业里堪称标志性里程碑,却是通过一个人宛如恐怖片一样的经历来树立的。
敢情也是这一年,于1982年开放,一直只有外国旅行团会光顾的“十三陵”,终于卖出了第一张国内个人游客的门票。
这位游客是一个叫大庆的在京大学生。
他因为旅游局“京城盛景”的评选见报,才知道“十三陵”是“世界上保存完整、埋葬皇帝最多的墓葬群”。
便特意在周日来一睹为快。
只是由于游客仅他一人,景点太过清冷,售票人员也不免好意规劝。
“您真要进去?那我们可得跟您说一声,您要去,就您一人儿啊。”
但这么远的路,大庆又怎肯白跑一趟?
于是也就说,“没关系,就我更好,更清净,不就看一陵吗?”
就这样,买了一张学生票后,这位大学生自己挎一小书包,就进去了。
可真到了地宫下面,完了。
大庆实在忍不住要打退堂鼓了。
因为就他一人,管理人员认为不值得把所有灯都打开让他好好看。
那当然是很静啊,阴森森,有股潮气,灯非常黑。
而最终大庆硬头皮往前走,几乎是背着“无神论”,才算完成了一个人游地宫的壮举。
等到出来时,他也不知道值还是不值。
说白了,东西虽然看了,但心里确实毛骨悚然。
与物质生活相比,精神领域的情况明显又激进了许多。
这一年,伴随海外作家柏杨作品《丑陋的国人》在大陆流传。
伴随着书中提到的“酱缸说”让国人大吃一惊。
西方现代派开始领导潮流。
仿佛压了半个世纪的思潮,一下形成井喷。
以至于学术界开始出现一个怪现象——谁如果首先使用某位西方思想家的词汇,谁就是这方面的权威。
文学界也一样,谁率先试验某种西方写法,谁就成了领军人物。
像《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发动现代诗流派大展。
也是几乎一夜之间,全国涌现了数不清的文学流派。
反正这么说吧,只要抢个先机,很容易因此获得国内的一致赞誉。
现在看来,以上这些事虽然都像是个笑话,但也的确意义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