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和哥哥袁世敦因为开仓放粮闹得不欢而散,面色沉重,李经述过去也深受与哥哥李经方不和之苦,对袁世凯现在的处境感同身受,安慰袁世凯说:“在这大灾之年,你哥也是为了家人的口粮着想,不必责怪他。”
袁世凯叹了一口气,道:“俺这哥哥,心眼倒是不坏的,就是糊涂。在这大灾之年,囤积那么多粮食,不是惹火烧身吗?李公子不必管他,俺们即刻赶回开封府。”
袁世凯辞别家人,第二天一大早,便带人马不停蹄护送李经述回开封。到了府衙,已是中午,河南巡抚李鹤年忧心忡忡来找李经述:“大人,出大事了,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带着一群洋传教士到开封赈灾,跟谢家福等一帮乡绅起了冲突,被扭送到府衙来了,涉及到洋教的事情,非同小可,下官不敢擅自作主,故来请示。”
李经述一听,这洋教士来救灾,好事呀,怎么会跟乡绅们闹起来了呢?连忙问,“李提摩太他们现在何处?”
李鹤年回答说:“谢家福等乡绅情绪激动,要求传教士们必须马上离开河南,否则就暴力驱赶洋教士,他们就有生命危险。李提摩太等人也很固执,执意不肯离开河南,我怕洋人们在外有危险,把他们暂时请到大牢里保护起来了。”
李经述一听,大吃一惊,道:“李大人,你把他们请到大牢里了?有这么保护的吗?这不是胡闹吗?洋教士好心来救灾,你却把他们关进大牢,这要传出去,洋人会怎么看中国人?会酿成重大外交事故!此前已有太多教案,让家父焦头烂额了!”
李鹤年说:“谢家福等一百多位乡绅闹得很凶,下官也是没有办法,才出此下策。”
李经述心想,满清闭关锁国两百年,乡绅地主和老百姓都被愚弄,以为洋人都是妖魔鬼怪,怪力乱神,非驱逐不可,但其实很多传教士还是很友善的,他们很多人信仰坚定,是上帝的忠实信徒,对中国人还是怀有极大善意的,便说:“赶紧带本官去大牢里接他们出来,这样才能显出中国人的诚意。”
进到阴森灰暗的监牢里,李经述见到一百来个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农民,他们被关在一个充满臭味的大牢里,戴着沉重的枷锁和脚链,于是顺便问了一句:“怎么这么多犯人?”
李鹤年解释说:“这些人都是目无王法,到大户人家抢粮的农民,大灾之年,不得不严刑峻法维持治安。”
李经述摇摇头,对李鹤年说:“都放了吧。中国的农民最老实,不是活不下去了,不会干这种事。他们当中很多是为了家人活命才去抢粮。朝廷救灾不力,不能怪他们。一路上我们遇到不少这样的人了。”
李鹤年点点头,吩咐随行的狱卒照办,放了那些抢粮的农民。
李经述和袁世凯等一行人一直走到监牢最里面一间干净点的牢房,才见到李提摩太等洋教士。
李提摩太站在大牢里,并没穿牧师的黑袍,而是穿了一件儒生最常穿的灰色长袍,脑袋后面还拖着一条假辫子,他胸前挂了一个银色十字架,双手放在胸前,正在祈祷,李经述抬手示意李鹤年等人停下脚步,安静下来,等李提摩太祈祷完了再进去。
李经述看到李提摩太身处监牢还在祈祷,明白了在晚清时期,确实有一些人是真正靠信仰活着的。当时来华的洋教士中,很多是随列强的利炮坚船来到中国寻找发财致富的机会,但也有很多教士,怀着毫无利己的动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当上帝的使者,凭借其执着的精神传播上帝的福音,以仁慈的善行来感化中国人,李提摩太就是这样一位值得尊敬的牧师。
毫无疑问,无论是当时的清廷,还是乡坤、老百姓,多受儒家三纲五常、礼义廉耻的文化影响,信佛教和道教的多,对基督教的教义,对这类真正的传教士难以理解,也不欢迎。比如基督教有一条教义,足以让中国人将所有传教士拒之门外:当时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都对中国的祖先崇拜毫无顾忌地抨击,认为这世上只能有耶稣一个“天父”,但中国人敬奉祖先,每到清明、七月半拜祭列祖列宗,是融入到每个人血液里的传统,是维系家族关系的纽带,不可能被任何文化改变。数典忘祖就是不孝,会被所有中国人唾弃!从中国近代史来看,中国贫苦的农民,亲近教士,也只是想从教士那得到一些医药和物质救助。而一些地主乡绅的儒家信仰更是根深蒂固,将洋教士视为“无君无父”的“魔鬼”,这种文化的差异和文明的冲突,是谢家福等乡绅跟李提摩太起了冲突的根本原因。
李经述进入大牢后,用英语自报身份后,跟李提摩太解释,这完全是一场误会,请他们到大牢里,完全是为了他们的生命安全着想,还说自己完全能理解他们这些基督徒,“我的妻子,席慕兰一家都是基督徒。”
李提摩太对李经述这样的高官二代能娶信基督的女子为妻感到高兴,还见李经述还会说英语,大为惊讶,决定结交李经述这个朋友,道:“上帝会保佑中国人的。”
李经述对李提摩太等人的赈灾表示感谢,两人一见如故,讲起灾情,李提摩太
用生硬的中国话给李经述提了一个建议:“你可请令尊上奏朝廷,把灾区的饥民迁往满洲,那里谷物便宜,价格只有河南的十分之一。”
李经述摇摇头,心想这李提摩太太不了解中国的复杂政治,满洲是满族人的龙兴之地,清廷不可能把大批汉人迁去那里。不过,李提摩太的这条建议提醒了李经述,一个大胆的主意,大移民计划在李经述脑海中产生:把上千万灾民分批迁往朝鲜、越南、台湾、琉球等地开荒,还有菲律宾,这些地方现在多是中国的附属国,菲律宾虽然有些地方在西班牙人手里,但西班牙现在已经没落了,海军实力和北洋舰队差了一大截,可以抢过来,这样一箭双雕,中国人多了,可以更好控制这些地方,将这些地方变成中国的殖民地,他准备找机会跟李鸿章说这建议,争取他的支持。
这次去狱中探望李提摩太,两人深入一聊,甚为投机,李经述承诺说服谢家福等人,让传教士继续留在河南赈灾。
但李经述没想到,谢家福等一百多个乡绅并不买他这个钦差特使的账,谢家福一甩长袍的袖子,义正言辞地说:“山东灾民受洋人赈恤,三月有余,几乎只知有洋人,不知有中国矣。成年人也就算了,但小孩为天主教诱去,则大不可,但凡有血气者,能无锥心肝、竖毛发,亟图补救哉!我这次出来赈灾,主要目的是抵抗夷人,讲究的是大义,为此我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大人要我的项上人头可以,让洋教士在河南救灾,我必不许!”
谢家福的表态得到了在场乡绅的热烈支持,一位七旬老者程朱道:“朱子说过,虽生而无以自立,不若死之为安。那些接受了教堂赈济之灾民,必然皈依洋教,终不再是中国之民。最可怜的是,那些童子尚未开蒙,如何知道这些,眼看着他们沦陷于教堂之中,于心何忍?如有传教士进入灾区,请大人务必婉为开导,设法劝阻,否则我等就是拼了老命,也要让这些洋鬼子离开河南。”
谢家福这些乡绅后来在乡下遍贴告白:“宁可食夷肉,不可食夷粟”,真有很多可怜的灾民,闭门饿死也不接受传教士送来的粮食,有激进的书院儒生,还四处找洋传教士拼命,李经述这才意识到,本地乡绅这股势力不可小视,他第一次见识到了民族主义这头巨兽的能量,心想以后真要推翻清廷,可以利用汉人的这种力量,最后,他只得劝李提摩太等传教士离开河南。
李经述办完河南赈灾的大事,从水路坐轮船赶回天津。到了天津,李鸿章已经开始调集全国的粮食救灾,这时,大清的*体制还显示出了巨大优越性,盛宣怀的招商局不计成本将全国的轮船都投入运送粮食当中,李经述把北洋水师的军舰也拨出十艘来运粮。
到了第二年,这场巨大的灾难还在蔓延,波及北方过亿人口,最严重的山西省,几乎饿死了三分之一,如此大规模的饥荒让李鸿章也疲于应付,陷入了悲观的情绪中,他对李经述说:“朝廷日事祷祈,靡神不举,而片云不起。若明年清明前后仍不获甘霖,数省生灵,靡有孑遗,我辈同归于尽,亦命也夫!”
李经述趁机给李鸿章提了五条建议:接受洋人慈善机构和在华教会的捐赠,刺激江南的乡绅走出门救灾;让盛宣怀的招商局积极引外资,雇佣灾民大修铁路,另外鼓励民间商人多开办生丝厂、陶瓷厂等工厂,雇佣灾民;加大“捐纳”力度,也就是说公开拍卖一些非实际掌握行政权力的虚官职;另外,施行大移民计划,三年内,迁徙二百万灾民入朝鲜,一百万灾民到台湾,二百万灾民到越南,三百万人到菲律宾,五十万灾民到琉球等地拓荒,初期从国际市场购粮食。
李鸿章说:“这么大的移民计划,英吉利和美利坚等国不会反对吗?还有,越南、朝鲜这些附属国好说,菲律宾被西班牙人占领,我们怎么移民过去?”
李经述说:“父亲大人放心,孩儿已经派人跟菲律宾的苏丹联系上了,作了周密部署,只要您一句话,北洋舰队灭了在马尼拉的西班牙舰队,收回菲律宾,将菲律宾变成中国的行省,我有八成把握。这些地方,本来就是中国的附属国,中国先移民过去,形成事实占领,您再去和列强周旋,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他们估计也就例行公事抗议一下。中国刚战胜了法国,应该没有哪个国家会为了大移民这事和中国开战。”
李鸿章还在犹豫,尤其是和西班牙开战占领菲律宾,李经述苦劝李鸿章道:“菲律宾这种地方,矿产资源丰富,菲律宾的女人还可以出口到欧洲当佣人,菲佣可以为中国赚大钱,中国不占领,列强迟早也会占领。把菲律宾收归中国,可以单独设置成省,也可以划归福建省管辖,对中国百利无一害。和西班牙这一仗会打得很值。”
李鸿章最终还是答应将李经述的建议上奏清廷,为了避免数以亿计的灾民造反,重蹈长毛之祸,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