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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书院大师 在困境中实现超越（第1页）

书院大师：在困境中实现超越——兼论当代中国大学校长的素质

在目前关于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讨论中，学术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是衡量大学办学水平的重要指标，大学校长则是实现这一理想的核心与灵魂人物。面对如此重要的使命，大学校长们在殚精竭虑地为实现理想而奋斗的同时，也会发出大学理想在现实的困境中被虚幻化的感叹，甚至将现实视为追寻大学理想过程中的最大障碍。现实与理想的矛盾不仅是现代大学校长必须直面的主要问题，也是困扰书院大师本文所指的书院大师是指那些既有很高教育理想，又有很深学术修养的儒家士大夫，他们往往是书院创建者、修复者和讲学者，也包括书院山长。的难题。书院大师为解决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所作出的种种努力，使得书院这种中国古代大学的形式维系了千余年。

一、书院面临的困境

作为教育组织形式的书院是在唐末五代士人藏书、读书场所的基础上逐渐衍生出来的，具有私人性质，书院也因此生发出学术创新与传播自由、管理自主和教学相对独立等理想。然而书院自出现以来就处于现实的困境中，逐渐偏离了“应然”的发展轨道，其理想也未能完全付诸实施。

（一）学术创新与官方控制

北宋中后期以降，程朱理学与儒家学术结合，程颢、程颐、朱熹、张栻、陆九渊、吕祖谦等宋代一流学术大师纷纷投身于书院，将其作为研究、传播与普及本派学术的基地。明代心学虽然在学术理路方面与程朱理学有显著差异，但书院依然是王阳明、湛若水等心学大师及其门人研究、传播学术的重要机构，明代书院因为学术兴盛而再次呈现出辉煌的局面。清代学术中最具创新性的是乾嘉汉学，其产生、发展与传播都与书院密切关联，甚至出现了专门研究、传播乾嘉汉学的书院——诂经精舍、学海堂。由此可见，学术创新为书院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然而，在君主**社会中，统治者历来注重对教育机构的控制，具有民间性质的书院亦不例外。统治者的控制力随着书院发展不断加强，其形式也由间接向直接转变。赐书、赐额、赐匾是统治者控制书院最常见的方式，意在使其学术创新、教学活动等与官方意识形态保持一致。历代统治者都将颁赐朝廷编纂的书籍作为重要方式，太平兴国二年（977年）朝廷赐书白鹿洞书院，开朝廷赐书之先河，并为历代统治者所继承。

统治者在肯定、褒奖的同时，也会在必要的时候滥用政治权力打击书院的学术创新。宋、明两代书院所宣讲的学术与官方所推崇的学术明显不同，这样，书院大师越是进行卓有成效的创新，就越可能加深与官方学术的矛盾，甚至会出现针锋相对的对抗。一旦出现这种状况，官方必然会利用其有利地位来扶植其推崇的学术，并直接打压书院的学术创新与传播者。南宋时期，书院学术与官方学术之间的矛盾激烈，朝廷频繁禁学，使得依托书院发展的理学创新受到了严重影响。朱明王朝，王阳明、湛若水的心学也一度被朝廷禁抑，都察院颁布榜谕严厉打击王学的信奉者。

书院只有通过不断的创新，超越当下的学术包括官方学术，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而统治者为了维护官方学术的统治地位，总是会利用各种手段打击书院的学术创新。因而如何尽量消解统治者的控制力，使书院学术创新能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彰显，这是书院山长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二）书院自主管理与行政权力介入

书院是传统中国的士人以书为媒介，通过开展藏书、读书和教书等活动为研究与传播儒学而建立起来的一种新型的教育机构，士人始终是书院的主体，也是自主管理书院的重要执行者和参与者。书院大师不仅有创建、修复书院的能力与权力，而且在书院内部事务的处理方面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但这只是书院发展的“应然”状态，也是历代书院山长所追求的理想状态。

实际上，在中国古代教育体制中，政府行政权力不仅控制着官办教育机构，也直接参与到书院这种具有私学性质的教育机构的管理中来，并成为影响书院发展的重要力量，书院的自主管理也因此受到威胁。官方力量直接参与创建、修复书院，使书院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官学的替代机构。如北宋的岳麓、濂山、湘西等书院都是由地方官吏直接创建的。地方官吏创建、修复书院的数量在明清时期显著上升，在可以确知创建者或修复人的书院中，明代中后期由地方官吏创设或修复的占69%，数量达到了872所。官方对书院的控制不仅体现在创建和修复阶段，而且深入到书院管理体制的内部，对山长选聘的控制最为明显。元代统治者将山长纳入了国家官僚体系之中，全由官府直接任命。虽然明清时期山长已经不再被视为国家官员，但选聘山长的主导权仍然掌握在官方手中。此外，官府还直接控制着书院的招生数量、教学活动等。

行政权力已经渗透到书院创建、修复与管理、教学过程的全部环节，使书院的民间性质发生了显著变化，它已成为调控书院发展的主导性力量之一，使书院山长所追求的自主管理的理想无法完全实现。

（三）人文精神的追求与科举的现实限制

书院与理学结合之后，逐渐发展成为研究与传播新儒学的基地。宋代理学家继承了儒家重视道德修养的理念，认为士人可以通过“道问学”的方式，实现自身道德的提升，从而达到把握终极真理的境界。对“理”这一最高范畴的探索也就转向个人内在的道德修养层面上来了，培养个人的心性修养和道德自觉成为了儒家的共识，追求“为己之学”是把握终极真理的关键，这是宋代理学家人文精神的核心内容。与现实的功利追求相比，宋代理学家的人文精神是具有超越性的。由于书院与理学的密切结合，人文精神成为中国古代书院的核心精神，而历代书院大师则是书院精神的践履者与守望者。

书院大师为践履人文精神，必然要求生徒研习儒家元典、理学经典，以实现“尊德性”，“道问学”的目标，而这要求书院在一定程度上摆脱现实的影响。但现实需求犹如波涛汹涌的大海，而书院只是矗立海中的座座孤岛，即便不为海水淹没，也时刻遭受巨浪的拍打。书院面对的最直接的现实就是科举制度对士人的吸引，它不得不用各种方式为科举服务，以满足士人日渐强烈获得科举应试知识的需求。北宋前期，在科举仕进地位日渐提高的背景下，书院承担起了教授科举之学的重任，成为官学的替代者，其职能与官学明显重合。书院为科举服务在明清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其人才培养基本上是以科举为目标。考课是明清书院开展科举教学的主要形式之一。有的书院还将考课写入学规之中，使其进一步制度化，汪可受为明代白鹭洲书院制定的《汪太守馆例十二条》便是一个典型的例证。清代多数书院沦为科举的附庸，书院招收的生徒以童生、生员为主。有的地区多所书院在招生和人才培养方面实行分工，分别招收童生与生员。如乾隆年间岳麓书院专门招收生员，而同在长沙的城南书院则“专课童生”。随着科场竞争的日趋激烈，至清代中后期出现了正式招收举人的书院，如杭州敷文、上海龙门、天津会文、广州应元等书院。

为科举服务已经成为书院的主要职能，这虽然使书院在科举社会中获得了较大的生存空间，但书院在适应科举应试的同时，其学术创新、重“为己之学”的人才培养功能也逐渐弱化，书院大师强烈的人文追求在科举现实面前总是壮志难酬。

二、书院大师：超越现实困境的关键

尽管难以真正摆脱现实的束缚与制约，但书院不仅没有从中国历史舞台上消失，而且还成为学术创新与传播、人才培养的重要机构，在中国古代教育史、学术史和社会史上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这是书院对现实超越的结果，而完成如此重要历史使命的关键人物则是历代的书院大师们。我们认为集渊博的知识、高深的道德修养和执着的教育理念于一身的书院大师是杰出的教育家，他们不但有直面现实、敢于进行学术创新的勇气，而且还具备调适书院发展规律与现实需要矛盾的智慧。

（一）德才兼备的教育家

正是由于官方控制和行政权力的介入，使得书院的生存面临着巨大的危机。这样，创建者、修复者和执掌者在书院发展过程中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他们的人格魅力和教育理念则是突破现实困境的有力武器。

岳麓书院首任山长周式“以行义著”，为世人所称道，还得到了真宗皇帝的召见。在召见过程中，真宗任命他为国子监主簿，并要求其在京师任教。但周式不为名利所动，委婉拒绝了真宗皇帝的任命与任教要求，坚决要求回岳麓书院。真宗被他的高尚人格所打动，仍然赐他中秘书的职衔，并御书“岳麓书院”四字让周式带回长沙，岳麓书院因此名扬天下。

政治强权的打压是对书院发展最直接、最严厉的干预，但大多数书院大师与生徒不畏强权，敢于维护师说。南宋“庆元党禁”发生之后，西山精舍的创建者、朱熹的学术助手蔡元定受到当权者的猛烈抨击，称其“佐之为妖”。面对前去抓捕他的郡县差役，蔡氏神情自若，毫无惧色。他被贬道州，临行前，朱熹与其弟子百余人前往为他送行，两人就如同平时见面一样，丝毫没有悲伤的表情。蔡元定在其子蔡沈的陪同下，徒步三千里，至双脚流血。到达道州后，他并未因政治上遭受打击、身体上受到摧残而放弃学术传播，始终坚持授徒讲学，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