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定这个名字,甘奇只算耳熟,名字与模样都对不上号。也是甘奇学生太多,随便算一算,两三千号是有的,哪里能认得全?
李定进得书房,又是大礼去拜,自我介绍一番,对一个年纪比他还小的人如此大礼,口称先生,李定倒是不觉得奇怪,反而甘奇觉得哪里有些不自在,人多的时候还好,单独见的时候,总觉得哪里尬尬的。
甘奇示意李定落座。
李定却也不坐,只是站在一旁。开口说道:“先生,学生此来,乃是有事禀报。”
甘奇点头:“且说。”
李定把甘正在樊楼上的事情说了一通,说这件事倒不是李定要表功什么的,他也没有多说自己与甘正如何交锋的事情。李定主要是来提醒甘奇,要注意同族之中的小人。
这两日李定很是犹豫,犹豫要不要到甘奇这里来打这个小报告,想来想去还是来了,因为他总觉得甘奇若是不知道这件事情,那就会吃亏。
李定只以为那甘正与甘奇是同族兄弟,却又在背后说甘奇的坏话,定然是当面一套背面一套的小人,这种小人一定要戳穿他的真面目,免得甘奇没有防备,以后着了这个小人的道。
所以李定还是上门来打了这个小报告。就是提醒甘奇要提防甘正这种小人。
李定之所以会纠结这件事,完全是因为李定也是个苦命人。他的身世,完全就是那种小说主角的身世。
李定是一个庶出子,甚至可以说是私生子,他的亲生母亲生下他之后就被正妻赶出了家门,他长这么大,甚至连自己的亲生母亲是谁都不知道,更没有见过亲生母亲,自小在家中受尽白眼,受尽的欺负。还好他老爹还算有点良心,至少供着他读了书。
受尽白眼的李定,从小就懂事,对于读书的机会更是珍惜无比,几个兄弟之中,唯有他用功苦读,寒窗十几载。然后他就逆袭了,中举,中进士,当官,一直当到御史中丞,成为朝堂大佬,甚至把苏轼也抓起来关了几个月。他与苏轼,本该是有一番恩怨情仇的。
苏轼有一个和尚好友,名叫佛印。佛印是李定同母异父的哥哥,是李定他娘仇氏嫁给第一个男人的时候生的,后来李定的娘又被李定的父亲看上了,带到家中生了李定。然后仇氏又被赶出了李家,后来仇氏又跟了一个男人,生了一个女儿,女儿名叫蔡奴。
蔡奴也是个大人物,如今还只有几岁,以后是名冠汴梁城的大花魁。呃……以后当了皇帝的小针针,爱她爱得死去活来,每天看着蔡奴的画像花痴,听说小针针为了蔡奴,还专门在皇宫里凿了一条地道,就是为了出去与蔡奴私会。后来小针针的儿子徽宗赵佶,也用这条密道出去跟花魁李师师私会。
李定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亲娘是谁,苏轼却从佛印那里知道了,甚至还知道李定母亲死的时候,李定都没有回去守丧,因为他压根就不知道亲娘是谁,但是苏轼抓住这一点,把李定喷得个体无完肤,官都差点被苏轼喷没了。后来李定也抓住了苏轼的小辫子,把苏轼直接从杭州抓到御史台的大牢里关了好几个月。
李定与苏轼的恩怨,其实也不是私人恩怨,还是政见不合。李定是变法的忠实拥护者,那时候的苏轼却是反对变法的,苏轼喷李定,李定喷苏轼,没办法,天生不对路。
苏轼也是个倒霉催的,王安石变法,他喷王安石胡搞,被抓起来关了,又被贬了。司马光上台,苏轼东山再起了,好不容易回京当了中书舍人,然后又当翰林学士,也知了礼部贡举。但是司马光又全盘否定新法,苏轼又不乐意了,认为新法里有许多东西是正确的,又起来喷,又被司马光给贬了,最后给贬到了海南岛。
其实这么看来,苏轼有自己既定的态度与认知,却又不失公平公正的一个人,所以最终落得个两边不讨好。但是苏轼又是一个豁达的人,他对王安石,没有丝毫恨意,王安石下台的时候,在江宁隐居,被贬的苏轼,在路上还专门去看王安石,两人把酒言欢,还互相诗词来去,苏轼还在词中笑骂王安石是老狐狸,这顿酒刚喝完不久,王安石就在江宁病死了,十几年后,苏轼从海南岛回来,走到江宁不远的常州,也病死了,这就是两个人最后的结局。
而李定,被司马光一贬再贬,在王安石死后一年,也病死了。
恩怨情仇,谁又能说得清楚,兴许苏轼,是真正做到了君子和而不同。苏轼其实并不恨那些贬他的人,这一点是很明确的。
李定这种出身,让他对家族里这些争夺的事情格外敏感,鼓着勇气也要到甘奇这里来把甘正的真面目戳穿。
甘奇听得这件事情,笑了笑,上下打量了李定一会,开口问道:“资深近来可有复习功课?”
李定把小报告打完了,好似去除了一个心病一般,也就舒心了,听得甘奇发问,答道:“近来正在复习功课,只等明年贡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