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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从西伯利亚秘密逃回圣彼得堡的斯大林款款而谈的时候视线总是装作不经意的掠过如老僧入定的革命导师列宁，将“夺回”这个词咬得很重。在场的布尔什维克中央执委们都知道“夺回”这个词沉甸甸的重量。虽然事实令号称密切联系群众的布尔什维克感到羞愧，但毕竟布尔什维克没有信心用民主的方式赢得足够多的选票。如果俄国真的建立布尔什维克奔走呼号期望建立的民主共和国，那么在立宪会议选举中，他们肯定什么也得不到。中央执委们的脸色多少有些不好看。得益于沙皇政府多年的妖魔化宣传，俄国市民和农民对于布尔什维克和社会主义存在很多的误解，布尔什维克最大的底牌不是民众的支持，而是他们控制不少军队，拥有许多工人武装，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仅仅只在形式上控制一些桀骜不驯的军阀。列宁面不改色的示意斯大林继续，格鲁吉亚人不再犹豫，作为列宁助手的他清了清嗓子，脸上飞快地闪过一抹狠戾，高亢道：“当然，夺回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控制权只是1917咆哮基尔（二）五月正直山花浪漫的季节，德国飘着朦胧的小雨，颇有些海涅诗句的味道。柏林，这座古老而又现代的城市不复开战之初闲庭信步的节奏。繁华的菩提树下大街绝少出现男性青年的身影，因伤退伍的士兵加入警察队伍街头执勤的场景一再发生，市区偏僻的巷道也首次出现穿着破旧军衣缺胳膊少腿的乞讨者。物价在飞涨，面包、黄油和一切生活必需品供应都受最高司令部控制，饥一餐饱一餐之际，市民和工人的收入依然在大幅度缩水。为了生存，工人被迫接受残酷的十二小时工作制，但是微薄的薪水仍旧不够家庭开支，许多家庭主妇也在这个春天出来工作。随着战争的进行，救济会等慈善机构的经营也陷入极端困顿的境地，低收入家庭、街头乞讨者和退役军人为了一块发霉的面包不得不彻夜排队。光明在远去，理想被放逐，越来越多的丈夫、儿子和父亲在散发着恶臭味的战壕里书写的家书中抱怨，最高司令部已经开始监管士兵的信件，可是并不能阻止士兵将前线低落的情绪传递至日益消沉的柏林。渐渐地，柏林人开始抱怨，暗流在涌动。五月初，在一片喧闹声中。不可一世的最高司令部向国会提交了《1917年陆军紧急军费法案》。速战速决破产以后，国会便出现了“取消休战，重启政治活动，夺回军费审核权利”的呼声。1916年，趁着巴黎之战虎头蛇尾地结束，社会民主党联合国会其他党派宣布取消“中止国会一切政治活动和斗争”的决议，于是审核和监管军费拨款使用的权力回到国会手中。在俄国爆发工人革命的关节点。陆军提交的旨在应对帝国两线作战局面的军费法案触动了不少人的敏感神经。前海军大臣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重返政坛了。1916年下半年，当最高司令部为了应对英国皇家海军强势崛起，悍然宣布发动“无限制潜艇战”时。老狐狸就曾跳出来警告陆军不要玩弄能够改变战略平衡的危险游戏。那时候，整个德国都在猜测这条余威犹在的政坛巨鳄是否会顺势重出江湖，可事实证明那只是陆军人虚惊一场。1917年5月。狼真的来了，而且气势汹汹：在东普鲁士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严谨的民族主义者沃尔夫冈卡普组建祖国党，提尔皮茨当仁不让地成为它的领袖。这个政党组建之初就拥有近一百万会员，在陆军提出《1917年陆军紧急军费法案》的第四天就以帝国需要重新打通帝国海军运输线的名义向国会提交另一份军费法案《1917年海军追加军费法案》。提尔皮茨的突然发力让国会这潭原本就不平静的风浪之海升级成为咆哮之海。海军陆在国会上演了斗而不破的戏码，连续两份追加军费法案让国会闹翻了天，持久战搅动了政治的黑暗面，人心、欲望、利己主义和爱国主义纠缠，在风云变幻的大时代面前，德国的政治力量正在经历重新洗牌和分化重组。首先决裂的是社会民主党。1917年5月之前，国会一直是社会民主党一家独大。5月，俄国革命的消息传来，社会民主党中间派再也无法磨合其左派和右派之间的矛盾，原本就分崩离析一盘散沙的社会民主党正式走向决裂。社会民主党左翼斯巴达派联合中央党和更早之前就从社会民主党分离出去的独立社会民主党共同进退，拒绝一切战争军费拨款。而社会民主党右翼则联合保守党、民族自由党和普鲁士农民党竭力支持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