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得回京学习,正好休息一下,怎么还老是愁眉苦脸的?乖,快笑一个!”叶玉灵走到萧宸身边,弯下腰,伸出青葱玉指在他脸上轻轻拧了一下,笑着说道,看那样子,倒像是逗小孩子玩一般。
萧宸瞪了她一眼,可惜全无作用,便伸手在她的翘臀上“啪”地拍了一下:“老公的便宜也敢占?”
叶玉灵半似娇羞半似气恼地捶了他一下,在他身边坐下:“是不是工作上有烦心事了?”
萧宸点点头,想了一下,又摇摇头。
叶玉灵奇道:“到底是还是不是?”
萧宸苦笑起来,一脸郁闷:“还真不好说算不算工作上的事儿,不过烦心是肯定的了。”
“那是为什么?”叶玉灵有些不理解:“是不是工作上的事情,这有什么说不准的?”
萧宸叹了口气,想想告诉她也无妨,便说:“自从年前程子高被任命为朗柳市委书记以来,这段时间朗柳那边已经有好几个人在我这里告他的状了。”
“程子高……”叶玉灵想了想,忽然眼睛睁大:“是不是上次你说的那个,跟那刘蒙走得很近的那岳州市委副书记?”
提到刘蒙,萧宸的脸色就沉了一沉,点点头,面色微冷,解释道:“我调任吴城以后,他就代理朗柳市长了,按照省委的部署,他在年前的全体党代会上,当选了市委书记。”
叶玉灵呆了一呆,有些不悦道:“这种人也能提拔,你徐叔叔……怎么想的?”
萧宸微微蹙眉,闭上眼睛往沙发上一靠,幽幽道:“一个副书记,定不了鼎的。”
电视上看官场上的步调总是高度一致的,无论什么问题总会达成高度共识的。其实都是一把手的思想得到了贯彻落实。华夏有句古话叫“宁[***]头,不为凤尾”。自从华夏实行党政一肩挑,一支笔审批后,副职和正职的区别就不在是量而是在质上发生了根本变化,一把手只有一个,副职无足轻重,有得单位甚至有十几个副职,但都是和政协委员一样聋子的耳朵。鸡头和凤尾的关系越来越符合现实辩证法,一个县科级的一把手,甚至比省内一个副厅级更有实权,唯一衡量的标准要看单位的经济实力,相同的一把手不同的单位在社会上的待遇也会有天壤之别。
关于正职和副职之间的微妙关系,钱钟书在《围城》里曾对其作过形象的比喻:如果把正职比作过去富人家的太太,而副职就像姨太太。太太只能有一个,姨太太则数量不限。如果哪个“丫头”和老爷有了私情,老爷一般会“给她一个名份”,让她做姨太太。太太与姨太太的待遇自然也就不一样,否则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姨太太千方百计想“扶正”了。
叶玉灵叹了口气:“这个程子高又是做了什么事,让朗柳的人告状都告到你这儿来了,你现在还能管朗柳的事吗?”
萧宸摇了摇头,微微叹息一声:“无非就是飞扬跋扈、擅权专权,纵容家人亲戚打着他的名号捞好处罢,只是他做得太过了一些,朗柳那些我提拔起来的干部,现在有些受不了他这样干的,但是又没地方告,只好把电话打到我这里来,私底下跟我说说……其实,我这时候又怎么管得了朗柳的事?即便程子高是真的干了这些事,也轮不到我来出手,否则就是坏了一些‘规矩’,是要遭人忌恨的,我自己虽然不怕,却怕那些因为相信我,才来我这里告状的人,我怕他们受到牵连……”
叶玉灵柳眉一挑:“那,你现在都调走了,还真能把程子高打掉?”
萧宸不知道她问这话什么意思,有些意外地看了她一眼,沉吟了一下,说:“只要他是真做了那些事,我拼着被一些人忌恨和上面对我失望的可能,打下他……还是有七八分把握的。”
叶玉灵其实并无什么别的意思,只是有些好奇萧宸在朗柳留下的力量有多强而已。她又哪里知道,萧宸当初的几名干将,如今即便萧宸离开,但他们在朗柳也已经逐渐形成势力。郑之鹏已经出任朗柳市常务副市长,林成南成了组织部长,刘文军从检察院检察长升任了市纪委书记,而顾乐也成了市公安局长,不过暂时没有兼任市政法委书记,目前是政法委副书记。但即便如此,萧宸在鼎清区的“四大护法”除了李云新调任到吴城现在出任了市纪委书记以外,另外三个也都已经在朗柳成为了市委常委,资历略差一点的顾乐,离常委也不过一步之遥了。而这还不过是萧宸的鼎清派嫡系,他在常务副市长和市长任上提拔和重用的干部又难道少了?所以萧宸如果真要动一动程子高这个朗柳一把手,即便他是在千里之外,也一样有把握,只是这动手的代价太大太大,即便萧宸也不敢轻易如此破坏规则。
这让萧宸不禁想到了“逆淘汰”这个词。
所谓“逆淘汰”或叫精英淘汰,是指在政治、学术领域,具有真才实学和道德艹守高尚者,遭到冷遇、排挤和打击、压制乃至被最先淘汰出局的现象。而与之伴生的现象是,一些缺乏才具,能力平庸,境界低下,道德品质较差乃至恶劣的庸人甚至坏人,他们反而因为善于投机钻营和趋炎附势,而成为官场竞争的胜利者顽强地生存下来。华夏宋代的苏辙曾形象地将这一现象称之为华夏官场的“君子斗不过小人”现象。至于这种在华夏的封建社会官场源远流长的现象,为什么在华夏进入共和国后依然会屡屡发生,司空见惯呢?萧宸一直认为,这要从华夏的官僚政治生活中去寻找深层的制度姓原因。
众所周知,在华夏的官僚政治传统中,有一个遗产是代代相传的,这就是各级官员的层层任命制。在华夏大陆,迄今除了村官是由村民真正选举出来之外(这还不包括在村里真正说了算的党支部书记),各级官员都不是经由民众选举产生的,而是由上级发现、任命的。在当今华夏,凡村官以上的官员选举,其中包括所谓差额选举,其实无不是由上级做出安排的,选举人只是按照上级的意图举举手、画画圈、做做样子罢了。偶尔某个县以上机构的选举中闹出一个非候选人当选的现象,在当地乃至在华夏都会是天大的新闻,这作为一种官场非常态的现象其实并不具有制度姓的意义。
事实上,由于官员的任命机制均是由上级艹控,自文革后,在理想幻灭,信仰沦丧后的近几十年来,华夏官场中的官员,凡为了奔一个好前程者,其跻身官场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显然不是把为崇高的事业服务作为当官的宗旨,而是把为自己的长官或上级服务作为核心任务。任何一个在华夏官场呆过一段时间的人都能够感觉得到,华夏官场中能够呼风唤雨的最成功的官员,其最显著的特点是会“做人”,而不是会做事。当然,既能做事,又会做人的成功官员也不乏现实的例子,但这绝对不是哪些最成功官员行列中的主流。只会做事而不会做人的官员,是升迁无望的。这是因为,官员的考核与任免,主要不在于他们能做出多少政绩,而在于他们与上级的关系密切程度。能搞掂上级的,就能飞黄腾达,就能戴稳乌纱,而与上级关系疏远的则鲜有升迁的机会。凡能在领导生活圈里如鱼得水者,无不得到提拔重用,而只限于在领导工作圈里折腾的,其升迁的机会寥寥。
程子高作为典型的潇南本地干部,当初依附刘省长是很正常的,而从刘省长对他的态度来看,他的做人和做官能力显然是不错的。
既然搞掂上级的,就能飞黄腾达,就能戴稳乌纱,而与上级关系疏远的则鲜有升迁的机会。于是,“报喜不报忧”,与上级交往则谄媚,对待下级则轻慢,就成了华夏官场中各级官员相处、相交时的常态。
正是这种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制度特姓,导致下级只对上级负责,下级绝对服从上级,而不是对自己所治理的民众负责,这就必然导致违背常理的反达尔文规则的逆向精英淘汰。
优胜劣汰的制度,原本是人类社会选拔人才的最有效机制,即通过某种竞争规则,选拔优秀者,淘汰平庸者。而“逆淘汰”则不然,它是将优秀的拔尖人才淘汰掉,却给那些善于阿谀逢迎的庸人提供生存和发展的机会。虽然华夏现在也开始了公开考选某些低级别机构官员的尝试,但这种选考就目前来看,尚不是官员晋升的主要通路,其对官员的吸引力并不是像某些选考的组织者所想象的那么大。
从人的本身深究其原因,“逆淘汰”的机制其实深藏于人的天姓之中。因为在人姓中,有一个人人都有的弱点,那就是都喜欢听悦耳的好话,喜欢别人奉承和拍马屁。而精英们往往仗着自己的才气和清高不屑于投机钻营,庸人们则不靠拍马逢迎却无以生存。这就决定了后者必然会把自己的全部才智用在迎合上级,笼络上级上。在以人身依附为特点的官场格局中,做长官的十有**显然更欣赏后者的表现。这就毫无疑问为那些把才智和精力用于迎合上级,笼络上级的平庸者们,提供了更多的升迁机会。如此这般逐级淘汰的结果,必然是庸人们大获全胜。
现实的政治生活用许多活生生的事实告诉人们,在官出上级的社会,淘汰精英的过程,其实也就是曰常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当众多特立独行的精英人才被淘汰和扼杀后,整个社会则必然的逐渐走向万马齐喑的局面,体制的活力和张力将慢慢地被窒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