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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第1页）

跟着他们就被你一个个辨认出来了：吐蕃的，突厥的，回鹘的，中亚康居的，南亚缅甸、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各国的王子们。他们在以往的《维摩诘经变》中，不是一直与汉族帝王相峙而立吗?此时怎么会跑到一起来，同哀同悲，捶胸顿足，号啕大哭，还有的割耳挖心，痛不欲生?是有人故意把他们安排到一起的，还是他们偶然相聚在这里?是为了表达一种宗教情感还是一种共同的人间理想?抑或有什么具体和更深层的暗示?

在敦煌以外所有涅槃的场面中，都不曾见到这奇特的景象!

镜头在&ldo;各国王子举哀图&rdo;的画面上定格。

如果再去看一看这时代的《维摩诘经变》的&ldo;各国王子听法图&rdo;，就会分明感到大西北一个重要时代已经到来。安史之乱之后，尽管中原依旧是大唐江山，河西走廊和敦煌莫高窟已经进入了吐蕃称雄的时代。

（莫高窟第159窟东壁南侧《维摩诘经变》&ldo;各国王子听法图&rdo;）

原先站在各国王子中间的吐蕃赞普，此刻在侍从们的前呼后拥中，当仁不让像领袖一样站到行列的前头来，明显地在和对面的汉族帝王分庭抗礼了。

（从以往站在各国王子中间的吐蕃赞普，叠化出此时站在领先地位的吐蕃赞普。吐蕃赞普和汉族帝王像）

辽阔的大西北，从来就是多民族共同生存的天下。

从秦代算到清代，不过七个朝代，就有两个王朝‐蒙古族建立的元朝和满族建立的清朝‐是北方民族政权。这两个朝代在中国历史上占据了429年。但这还只是少数民族入主汉地建立的政权。如果再算上少数民族在北方建立的割据性的地方政权，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的作用，还要扩展到漫长的六个世纪以上。

日光强烈照射下的祁连山和天山，融雪成河，晶莹地渗入大漠与沙碛，形成一个个鲜亮耀眼、充满生气的绿洲。

（清&iddot;徐松《西域水道记》及插图）

早在先秦，就有戎、羌、氐、大夏等民族在这里生息传衍。这些民族和他们拥有的马群和羊群混在一起，追逐着鲜美的青草与甘洌的溪水，获得生命的延续与鲜活;于是，他们像云影一般在这空旷的草原和大漠上游动，不间断地迁徙。他们的生存活动往往把西北疆域与中亚大地连成一气。在这种大规模的辗转迁移过程中，不仅把中华文明传播出去，还把域外文明携带进来。而他们自己的文化，就是一种开放型和混合型的。

他们之间，一边友好交往，一边为了夺取生存条件而发生激战。相互依存又相互对抗。相互需要又相互争夺。早期人类的活动更接近大自然的弱肉强食。历史就这样虎虎有生气地一页一页翻下来了。

（激战中人械相撞。焚烧的帐篷。如蝗的箭。被掳掠而狂奔的牧马群）

处在丝绸之路的咽喉的敦煌，必然成了中古史上最乍眼、最诱惑、最炙手可热的地方。

边远的敦煌，不仅被历代中央政权视为心腹之地，也是北方民族之间必争的生存要隘。在汉武帝开拓河西之后的两千年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时间，敦煌由少数民族当家作主。唐代那两句名诗&ldo;劝君更饮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rdo;足以表明敦煌是汉人活动的极限。但对于西北各少数民族来说，整个河西，连同西域，乃至中亚，都是他们驰骋的天下。公元前后，塞人、胝人、匈奴人、乌孙人和月氏人，都曾在这个历史舞台上充当过咄咄逼人的角色。然而盛极而衰，他们一个个离开了敦煌，远走中亚，甚至更远的西亚。把他们的人种形象消融在那儿固有的音容笑貌里。

随之而来的历史角色，就是北朝的鲜卑和隋代的突厥。然而任何历史角色都不可能常新。在历史时空的斗转星移中，鲜卑和突厥的时代又成了过往的黄金岁月。跟着是大唐在敦煌一手遮天，还把权力的铁腕一直伸进中亚各地。

但是公元755年（天宝十四载）的安史之乱，迫使唐王朝把河西的精锐部队调入中原。一个崛起而气盛的民族吐蕃千载难逢的时机来了。他们乘虚而入，经过11年战争，占据了河西。此后尽管大唐在中原依旧歌舞升平，敦煌却听命于吐蕃长达67年。

吐蕃是藏族的前身。

一个风习独异的民族做了敦煌和莫高窟的主人，到底是吉是凶?

事实是，敦煌非但没有受到扼制，反而更加兴盛。同样信奉佛教的吐蕃人开窟建寺的热情有过于前朝。他们在敦煌城内一连兴建十七座寺庙;在莫高窟开凿与续建的洞窟高达92个，反倒超过了洋洋自得的初唐与盛唐两个时期。

吐蕃当政时期，沙州人口不到三万，职业的僧尼却有一千。而且寺院开始拥有土地、产业和寺户，僧人们无拘无束，不受官府管辖。高僧的画像大模大样地出现在洞窟的墙壁上（莫高窟第158窟）。从敦煌艺术史的角度看，佛教保持相对独立，艺术便多些自主。

吐蕃时期的洞窟依然遵循着盛唐风格。趋向寺庙那种殿堂模样的窟式（莫高窟第231窟洞窟内景）、净土内容为主的经变画（莫高窟第112窟南侧。榆林窟第25窟南壁的净土变壁画）、菩萨的女性化（莫高窟第159窟文殊变和普贤变、第158窟天请问经变中的菩萨形象）、以及造型和绘画的风格，都恰恰是对盛唐风格进一步的完善、确定和成熟化。

这表现了大唐文化的强大劲势与魅力。在精神和文化上，从来都是成熟的要影响不成熟的。

大唐文化在吐蕃时期仍占居绝对上风。

然而，细心观察便会发现，由于大乘佛教对大众具有主动适应的性质，因而吐蕃所信奉的藏传佛教的内容渗入到洞窟中。

一种在佛床后凿通一条走道的窟式忽然出现了。这种类似传统的中心塔柱的窟式，在佛教刚刚传入时十分流行，随后渐渐消失。此时，为了适应吐蕃人习惯于绕行礼佛，便在原有的洞窟中改造出这种新型的窟式。

如果再留意去看，还能从中看到一些前所未有的密宗神像。比如不空索观音，如意轮观音，日月神，十一面观音，千手眼观音，千手文殊菩萨。

（莫高窟第129、176等窟如意轮观音，第129、200、384、361等窟不空索观音，第237、361等窟日月神，第370窟十一面观音，第176、231、238、361等窟千手眼观音，第238、285、361等窟千手文殊）

瑞像图是吐蕃时代的新产物。

这身双头的佛瑞像，是分外惹眼的一幅。

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上，对它有一段记载：

是说两位穷人都想请画工在寺庙中为自己画一身彩色的小佛像，以表示敬意。但他们每个人的钱，都不够画一身佛像的价钱。画工不能拒绝他们，便画了一身像。这两个穷人说：&ldo;一个佛像怎么能表达两个人的心愿呢?&rdo;画工说：&ldo;我没有贪占你们分文，你们的钱全用在这身佛像上了。如果我没有说谎，马上就会有吉祥的事情出现。&rdo;话刚说完，奇迹就出现了，变成一身双头而奇妙的佛像。于是两个穷人更坚定了对佛教的信念。

这原本是一个印度的故事。对于倡兴大乘佛教的敦煌石窟来说，就分外受到欢迎，新颖的双头瑞像就出现在洞窟的墙壁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