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民为了纪念为他花尽心血的先人,就把这幅画带在身边,只要条件允许就挂起来。在里边靠床的墙上还悬挂着一口宝剑,鲨鱼皮的剑鞘已经变成暗绿色。这是他舅舅兼老师留给他的纪念物。舅舅在清帝逊位,民国成立的时候,又被请回北京去了。王一民把这口剑也带在身边,挂在墙上,一为纪念,二为防身。屋里这两件古董,和一架线装书搭配在一起,倒让人觉得这屋中的主人不是前朝的遗老遗少,就是陶醉在故纸堆里的书痴。王一民对这种无意中造成的效果还很满意,所以就在写字台上方写了十四个字: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他所以写这样任人皆知的熟句子,就是为了让人一看就懂。那些在下边各处乱窜的走狗,有几个是有学问的?写深了看不懂反倒坏事。句子虽熟,字可不俗。他的字是学虞世南的。从小学到中学,一本《孔子庙堂碑》,被他临摹得点点酷似。挥起笔来外柔内刚,风神潇洒,俊迈而有逸气。了解王一民的人都点头称道:真真是字如其人。
这会儿王一民坐在写字台前。他拿出手枪,小心翼翼地拉开,见里面只有两颗子弹了。他真喜欢这支枪。这枪不但帮他打了敌人,还勾起了他那难忘的战斗回忆……“九一八”事变爆发不久,他就被党派进东满抗日义勇军里去了。在那里,他就有这么一支小枪。因为有武术的功底,手劲、眼力都好,所以他枪法练得又快又好,面对敌人,弹不虚发。一九三三年初,党又调他回哈尔滨做反日救国会工作。
他就把小枪送给他的良师益友李汉超了。今天,他面前又摆着这么支烤蓝的小枪,怎能不高兴呢。他找出一块干净布包好,塞在腰带上。然后站起身,跳上写字台,举起手轻轻托开两块天棚板,手一用劲,又翻上了棚顶。天棚是两层的,他探着身子,掀开一块木板,板下放着党的文件和马列主义书籍。他从腰中拔出小枪,放在文件上,盖好木板,又翻回到屋里。他所以把这么重要的东西都放在棚顶上,是有他的安排的。如果出现情况,他跳上写字台就可以迅速地翻上顶棚。房盖上他早已准备好一个部位,椽子和瓦片都是活动的,手一扒,头一顶就可以钻出去。紧挨着他住的西房山头,是一棵高大的杨树,他纵身一跳就可跳到树上,然后顺着树往下一滑就到了墙外。这样,敌人还没有攻破屋门,他已经跑到墙外的胡同里去了。
王一民从天棚上下来,擦掉写字台上的脚印,一看手表,已经快到四点钟了。
他还想在日酋玉旨雄一到达前,赶回车站去。他忙洗了洗手,打开立柜下边的抽屉,从里面拿出一块黑面包,一碟酸黄瓜,又从暖壶里倒了一碗白开水,坐在桌前,咬一口面包,就一块酸黄瓜,香甜地吃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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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下的哈尔滨
北满的春风大,一刮就是好几天。清晨,风刮得檐头上的小鸟卿卿嗽嗽地叫个不停。它们叫着,跳着,迎着大风去外面觅食。从睡梦中醒来的人们,和往日一样,又在盘算着这一天要干些什么。可是哈尔滨火车站前和往日大不一样了!通往南岗、马家沟、道外的几条马路完全戒严,只有紧贴车站往霓虹桥去的一条通道可以行人。
前一段时间连这条通道也被卡死,站里站外憋得人山人海,有的旅客拿着长途火车票,眼看着火车开跑了,票白废了,气得直跺脚;有的妇女急得号陶大哭。敌人一看不行,这才下令开放这一条通道。人多、道窄,霓虹桥上挤得你喊我叫,前推后拥。挨近桥边铁栏杆的地方,站满了全副武装的日本大兵。他们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凶狠狠地监视着每一个行人。任何车辆都不准通行了。这一来可苦了那些背包提货上下火车的人,他们流着热汗,喘着粗气,一步一步往前挪动着。有一位年过半百的老知识分子,穿着长衫,戴着礼帽,刚想去擦汗,一阵大风吹来,帽子刮跑了。这顶礼帽,翻滚着,蹦跳着向铁栏杆前飞去。老知识分子冲出人流,刚要去撵礼帽,忽听一声断喝:“巴嘎牙路!死了死了的给!”一把明亮的刺刀对着他探过来,吓得他一闪身,跌坐在地上。眼看那顶礼帽随风翻跳着,飞到几十米高的桥下去了。
王一民绕到道里,随着人流走过霓虹桥。桥下往西南一直到车站主楼,一字排开站的还是日本大兵。他们用刺刀把人逼到一条狭窄的通道上,不许擅越雷池一步。
越接近车站,日本大兵排得越密,来往行人中贼眉鼠眼的可疑家伙也多起来。王一民一边走着一边往“纪念碑”方向张望,首先进入眼帘的是那八个鲜红大字:“赶走日寇,还我山河!”王一民心中不由得一喜:敌人竟还没有办法把它擦掉!
在碑下,面对着八个大字站着一大群人,多数是穿着黄呢子军装和警察制服的家伙。中间也夹杂着一些西服革履和长袍马褂的人。还有几个穿着“胸前四个兜,背后三叠口,中间横带走”的所谓日满协和服的人。因为这种服装当时才刚刚出现,穿的人还寥寥无几,所以人们就管最先穿上这种衣服的人叫抢头汉奸。
距离这群人不远的地方停着一排小汽车,旁边站着挎匣枪的随从和马弁。
碑下这群人对着八个大字,扬着头,挥着手,指着、叫着。两辆救火的消防车鸣着凄厉的笛声开来。顶盔贯甲的消防队员拽下水龙头,对准八个鲜红的大字猛冲起来。两条水龙,同时冲向一个目标,激起的水花随着大风向四处飘散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