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辉煌变法,奠定了中华民族作为世界强大民族的基础。这次变法的意义是深远的,没有这次变法,秦王国就不可能强大,更不可能完成统一中国这样的浩大工程。中国将陷于永远的分裂,将永远失去作为世界超级强国的机会。令人痛心的是,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成功变法,在以后的两千三百年中,中国也曾多次作过变法的尝试,但结局都是失败的。主要的原因有二,一是两
百二十年后汉武帝刘彻采用儒家学者董仲舒的建议--&ot;罢黩百家,独尊儒术&ot;,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儒家学派的基本思想是尊祖复古--至低也要维持现状,主张祖宗的法度不可更改,对任何形式的变革都深恶痛绝。儒家学派申称&ot;利不十,不变法&ot;,也就是说你要变法可以,但必须有百分之百的好处,一点坏处也不能有,否则你就得老老实实地遵守祖制。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清楚,世上没有百分之百完美的法制。生儿育女是件好事,可生产时难免疼痛,产妇甚至会死亡,如果因此拒绝生产,人类就绝种了。其实只要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利益,哪怕是百分之五十一的利益,就是一种值得推行的进步制度。儒家学派的这种主张等于是不要变法。二是公孙鞅的改革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他个人的结局令人沮丧。丧失既得利益的人类渣滓,对改革的倡导者公孙鞅等人恨入骨髓。纪元前三三八年,英明伟大的嬴渠梁过早地离开人世,他的儿子嬴驷继位。怨声载道的时代落伍者,包括嬴驷的皇家教师公孙贾和嬴虔,象挣脱铁链的疯狗一样乘机反扑,指控公孙鞅谋反,公孙鞅在出逃时被抓获,绑赴咸阳五马分尸,家属全部处斩。儒家学派一直用这个悲惨结局,告诫后世的政治家,万万不可变法。因为儒家拒绝变法,中国失去了自我更新的机会,不可避免地陷入周而复始的残酷内战,给生产力造成巨大的破坏。中华文明不断在血腥中解体,又在废墟上重组,永远得不到提升。结果中国由世界上的超级强国堕落为最不文明国家。
两千二百年后的十九世纪,日本帝国效法公孙鞅,实行变法,即著名的&ot;明治维新&ot;。使一个跟当初秦国同样落后的古老日本,也魔术般地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有一则事例可以说明日本当初的落后程度,那时的日本离文明是如此的遥远,国民连姓都没有。明治政府觉得这太没面子了,下令所有的日本人必须给自已取一个&ot;姓&ot;。很多日本人不知道&ot;姓&ot;的实际意义,为了敷衍政府,就把自已的居住地点作为自己的姓氏。居住在山谷和原野接壤处的就姓&ot;山口&ot;;四周被稻田环绕的就姓&ot;田中&ot;;傍边有一株藤本植物的就姓&ot;伊藤&ot;;屋后有一棵大松树的就姓&ot;松下&ot;;不是松树而是杉树就姓&ot;高杉&ot;由此可以看出&ot;明治维新&ot;对日本的贡献非语言所能形容。
历史显示一个定律:处在巨变的时代,有能力彻底改变的国家强,改变而不彻底的国家乱,拒绝改变的国家则继续没落,直至灭亡。下面我再展示两个改变不彻底和拒绝改变的事例。
二
历史的车轮运转到一0六九年,立国一百多年的宋王朝酝酿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变法运动。
这次变法的总设计师是中国最伟大的政治家王安石。他不但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还是一位天才的文学家,是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ot;唐宋八大家&ot;之一。
这时的宋帝国和纪元前四世纪时的秦王国处境差不多,沉重的内优外患使他高度疲惫,象一个行将就木的病夫苟延残喘。首先,宋王朝是靠军队统帅发动军事政变建立起来的,因此特别担心别的武将也依样画葫卢调转枪口,不断做着随时被兵变推翻的恶梦。这恶梦使宋政府除了努力防止军队叛变外,其他什么事都不能做。为了防止武将发动兵变或拥兵自重,宋政府把武装部队的精锐--&ot;禁军&ot;全部集中在首都开封;而把老弱残兵--&ot;厢军&ot;驻防各地维持地方治安。遇到战争,即由中央临时委派一位文职人员(甚至由宦官)担任统帅,率军出征。负责实际作战的将领也出于临时委派,他们虽然是职业军人,但对所统领的部众一无所知。战争结束后,统帅把兵权交出,将领调往别的单位,士兵返回营区。这种军事体制虽有效地防止了&ot;陈桥式兵变&ot;,但极大的伤害了军队的战斗力。一旦发生外族入侵,等驻在首都的国防军赶至千里之外的边界时,敌方已取得了足够的战果,我方的军队则疲惫不堪。由于统帅与将领不熟悉,将领跟士兵不熟悉,再多的部队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不但不能担当攻击,连承
受大的打击都困难。尤其致命的是文官担任统帅,让这些胆小怕事的书生指挥腥风血雨的战争,实在是和他们的&ot;勇力&ot;过不去。因此宋帝国在对外战争中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王朝建立初期,和北方契丹民族建立的辽帝国发生了多次战争,每次都是以宋帝国的失败而告终。一00四年,辽帝国大举南征,一路势如破竹,深入五百公里,一直打到距宋帝国首都才一百公里的澶州。宋帝国朝野震动,群臣们除了想到迁都躲避外别无他法,多亏宰相寇准力排众议,劝皇帝御驾亲征,在澶州和辽帝国签订&ot;澶渊之盟&ot;,每年向辽帝国进贡银币十万两,绸缎二十万匹买得暂时苟安,宋帝国才避免了过早沦为亡国奴。当宋王朝惊魂未定想坐下来喘口气时,西北又出现了更大的威胁。一0三八年,定难军区司令官李元昊被宋帝国对辽战争的丑态所鼓舞,宣布脱离中央,自称西夏帝国皇帝,并对宋帝国发动一连串不停止的攻击。宋帝国对这个小而且贫的叛徒的自不量力自然不能容忍,发动大军讨划。双方的实力是如此悬殊,宋帝国的军事经济实力比对方高出百倍,但战争的结果却是宋帝国以绝对优势的兵力一败再败。在每战必败的情势下,宋王朝只好在一0四四年正式承认西夏独立,并每年向这个不起眼的小国进贡绸缎十三万匹,银币五万两,茶叶二万斤,但为了面子对外宣称是&ot;赏赐&ot;。到了王安石开始变法时,宋帝国已四面楚歌,国土一天天萎缩,四周全是虎视耽耽的强敌,他们的胃口随着宋帝国的衰落而日益加大。其次,宋王朝为了防患行政和军事将领权力过大,特设置一些职能互相重叠的机构,且一个职位委派几个人互相牵掣,互相监督,造成政府官员数量急剧膨胀,吃&ot;财政饭&ot;的人越来越多,国家的财政负担日益加重,对人民的盘剥也越来越残酷,人民的不满也越来越深,表面平静的帝国成了一座冰雪覆盖下的火山,大规模官逼民反的局面已经形成。再次,宋王朝依靠文人治国,自汉武帝刘彻&ot;罢黩百家,独尊儒术&ot;后,中国文人所学的知识仅限于儒家的&ot;四书&ot;&ot;五经&ot;,知识面相当狭窄。因此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可避免地沾染了心胸狭隘,不辩轻重是非,且勇于内斗的劣质,没有能力包揽富国强兵的重任。儒家思想到了宋王朝已开始僵化,本来就少得可怜的合理内核也变得不合时宜,于是这种本来很保守的思想变得更为保守。用这种思想武装起来的知识分子也因此作茧自缚,安于现状,固不自封,没有进取精神,过一日算一日,过一天算一天,不知道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是什么。当宋帝国已大厦将倾时,这些执掌国家政权的文人还意识不到即将来临的危险,或者意识到了而故意蒙上眼睛,依旧在哪里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争论不休,依旧在哪里结党弄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