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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3章（第1页）

毛泽东在惩治贪污腐败，消除贫富悬殊和打黄扫黑方面确然取得了今天的中国人不易超越的政绩，但在世界范围内比较起来他并非作得最好的人物。世界上有不少文明程度较高的国家基本上消灭了贪污，从体制上铲除了贪污赖以滋生的社会土壤。今天的欧美发达国家在消除贫困方面也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每年要为社会下层的国民支付巨额的福利开支，这个数目有时甚至达到国家财政支出的一半以上！！！

毛泽东时代并非没有腐败，只是腐败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今天主要表现为经济腐败，那时更多地表现为政治腐败。官吏滥用职权的现象随处可见，在“阶级斗争”中打死人只是小事一桩，绝不会受到法律的追究。一个小小大队书记（相当于今天的村委书记）的权力和土皇帝差不多，居然掌握着全大队成年人的人身自由权和部分生命权，没有他的允许谁也不能离开他所在的大队，连招工进城也得他们点头才成！下乡的知识青年对此有较为深刻的印象。一个生产队长（相当于现在的小组组长）也可利用派工的方便，恣意占有和侮辱别人的妻子而不受惩罚……

毛泽东时代虽然没有黑社会和黑势力，但有组织的暴力活动却从未停息过，最为突出的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全体国民被毛泽东有计划地组织起来，并人为地划分为两个敌对的阵营，进行明火执仗的械斗，连火炮和机关枪也在和平时期的内斗中派上了用场。

美国并非只在南斯拉夫炸过中国的大使馆，他们在毛泽东时代也曾向越南的中国大使馆投过炸弹。但毛泽东也没有正式向美国宣战，那时中国介入朝战和越战都是以志愿军的名义，不是政府行为。那时的中国也没有向美国本土投过一枚炸弹。今天的中国周边国家没有一个和美国处于战争状态，不能象毛泽东那样在毗邻的国土上对美国佬实施报复行动，所以也不能说今天的中国政府比毛泽东软弱。

就是那些光芒万丈的水利工程，也不能归功于毛泽东一人，不能说只有毛泽东才会修水利。任何人民的政府都会建设自己的国家，这些建设包括水利和各项公益工程。各界政府对建设的项目各有侧重，毛泽东钟情于水利工程，今天的中国政府侧重于基础设施建设。把今天的中国公路和毛泽东时期的公路相比，水利工程就不只是毛泽东才会制造的“亮点”了。

…………

综上所述，“毛泽东情结”是国民认识上的误区，是一种有倒退倾向的社会思潮，是国民对现社会不满的曲折心理反映。

“毛泽东情结”并非紧随着毛泽东的逝世而产生，只是近十年才在国民心中植根并迅速蔓延的一种社会思潮。八十年代上中期，国民对毛泽东并无太多的好感，那时八亿农民最爱戴的领袖是邓小平，因为邓小平让农民真个走出了饥饿和寒冷。八十年代初期全国各地推倒代表“偶像崇拜”的毛泽东雕像和“语录碑”（雕刻有毛主席指示的混泥土建筑物）时，国民没有半点抱怨和不舍的情绪，因为那时国民对毛泽东时代的饥饿还记忆忧新，对邓小平政府带给他们的丰衣足食也感触至深，加上那时的腐败也不严重，所以毛泽东在国民心中没有市场。

“毛泽东情结”容易主宰年轻人和老年人的心灵。老年人的“毛泽东情结”是“怀旧”和渴望安定的心理折射；年轻人的“毛泽东情结”是基于“偶像崇拜”，因为他们不了解毛泽东，他们心中的毛泽东只能影视屏幕上那位“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伫立昆仑山顶“欲与天公试比高”，经过高度美化的神话式的英雄，不是真正的有血有肉的毛泽东。

“毛泽东情结”基于国民对现社会的不满，并非是真个憧憬毛泽东时代。如果让他们回到连肥皂火柴都买不到且吃不饱肚子的岁月，他们要不了几天就会受不了。今天的北朝鲜和毛泽东时代如出一辙，让吃饱穿暖的中国人去做几天北朝鲜人，他们能不跑回中国吗？

和毛泽东时代相比，无论今天的中国政治有多少失误，也无论今天的中国社会有多少的不如意，今天的中国毕竟比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要进步一些。解决现存社会问题的良方不是回到毛泽东时代，而是借鉴世界文明的先进成果，建立一套尽可能科学理性的体制来“净化”中国，把中华文明推向一个更高的境界，绝不能走回头路。

八、中国人的仇外情结

（一）

中国人的仇外心理是由来已久的。远至一百年前死人千万的义和团运动，近至两个月前的赵燕事件；中国人对外国（尤其是西洋文明国家）的仇恨持续了整整一个世纪。在人类活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正在努力融入世界文明大潮的中国理应有更多的国际思维和较少的狭隘民族意识；可事实并非如此。一个月前的赵燕事件虽然没有一百年前的义和团事件那样酿成广大而深远的社会灾难；但事件的性质并无太大的区别。

这里有必要对义和团事件作一简要回顾：

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年，中国农民的处境异常悲惨，尽管他们的苦难主要是腐败透顶的清政府造成的，可当外国人和外国资本这一前所未有的事物进入他们的生活，加上权力人物的有意识误导，他们直觉地认为他们的灾难是外国人造成的，并因此滋生出强烈仇恨外国人的心理。原因似乎很简单：先前没有外国人时他们的生活好象过得很好（清政府的腐败在加剧，国人的生活自然会每况俞下）；现在有了外国人他们才生不如死，不是外国人在捣鬼才怪!在这一思想的引导下，中国农民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非理性暴力团伙，并很快汇聚成一个足以能够翻天覆地的非理性暴力集团。暴力的矛头直指外国人和与外国人有关的一切人和事。他们最热衷的活动就是烧教堂、杀洋人、杀中国教士。不但杀有可能作恶的外国人，连根本没有能力作恶的外国人的家属（老弱妇孺）也一律格杀无论。那一年的五月，中国的最高权力人物慈禧太后因为外国人阻挠她毁掉&ot;末路英雄&ot;光绪皇帝的缘故，竟异想天开地利用义和团的暴力来对付外国人。义和团的大运来了，不过这样的大运往往是大灾的前奏。在慈禧太后的授意下，义和团开进北京，把屠刀对准任何一个能抓到的外国人。当没有外国人可杀时，就杀中国基督教徒和为外国人作事的中国人。当和外国人有关系的中国人杀光时，再屠杀使用外国货物的所有中国人，结果戴西洋眼睛，打洋伞，穿西服和蓄短发的中国人倾刻淹没在腥风血雨之中。最最令人痛心疾首的是：十九世纪末中国的维新志士____中国最最宝贵的财富，竟被义和团的暴民屠杀一空，因为这些人竟然企图引进外国人的民主和法治（民主和法治恰恰是保护平民百性的两样法宝，义和团从理性上应该喜欢这两样东西，遗憾的是暴民往往最没有理性）!这才是中国最大的损失!慈禧太后当初只杀了六人，和义和团相比着实太仁慈了。奇怪的是：慈禧太后因为杀了六个维新党被后世的史学家千万次地骂了个狗血淋头；可义可团屠杀了成百上千的维新党竟然没挨史家家一句谩骂。历史在执行双重标准时着实让人感受不到滑稽成份，最突出的感受是沉重和窒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