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凯鲁亚克发表了他具有影响力的作品‐‐《达摩流浪者》(thedharabus),又叫作《法丐》。这个作品是以斯奈德作为原型的,斯奈德所翻译的24首寒山诗在这个小说中显得非常重要。在凯鲁亚克的笔下,斯奈德成了寒山的化身,二人合而为一,&ldo;这一个不可捉摸的人,在高山上,在云雾间,能摆脱一切世俗的文明的纠缠,自在、自足而冷漠,而他表面上却装疯做傻,状如乞丐&rdo;。当&ldo;垮掉的一代&rdo;的代表人物,在这个作品的扉页上写下&ldo;献给寒山&rdo;(dodicatetohanshan)的时候,寒山与斯奈德一起,被塑造成为了&ldo;垮掉的一代&rdo;的偶像,进而影响了三代美国青年。
沉寂的寒石山,肯定不能理解发生在太平洋另一端的故事,消逝的寒山肯定也无法理解在其身后千余年所发生的一切。这种方式,多少有些戏谑,多少有些离奇。但是,事情就是这样发展着,超越了我们的理性所能掌握的范围。或者,我们的理性本来就是相当脆弱的,尤其是当它面对生活事实的时候。
&ldo;垮掉的一代&rdo;究竟是因为那个衣衫破烂、长发飞扬、在风里大笑的造型而接受了寒山?还是因为喜欢那种消逝在山林中的自然品性而走近寒山?或者,其实这一切都不重要,不管是不是误解,不管是不是表面,寒山在一种非常莫名的氛围中,成为了一个特殊的范例。这是巧合?还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不管怎样,寒山从此不再沉寂。
(三)
多年以后,寒山诗全集的翻译者,我的朋友比尔&iddot;波特无数次向我表达他喜欢寒山诗,是因为诗中所透露出来的禅境和那种与自然合而为一的感觉,从1989年开始至今,他已经到过寒石山数十次。他说,在寒石山,他可以感受到寒山的内心,他希望能在那里搭一座茅棚,陪寒山终老,因为,他觉得自己上辈子就是一个唐朝的和尚。而在美国,更是有很多诗人视寒山为兄弟。时至今日,当斯奈德回忆起当年与寒山的缘分时,他也有着类似的想法。至于事实究竟,可能并不重要。
是的,寒山曾经写诗,但是,寒山写的仅仅是他自己,而不一定就是禅诗,不一定就是世情诗。其实,怎样定位这些诗,对于寒山而言,并没有多大的意义。因为,他那样写着,仅是因为他想写了。
有人笑我诗,我诗合典雅。
不烦郑氏笺,岂用毛公解?
不恨会人稀,只为知音寡。
若遣趁宫商,余病莫能罢。
忽遇明眼人,即自流天下。
随性的寒山,除了表达他自己内心的感受,别无他意。因为,在寒石山,他只是他自己,他所要做的仅仅是自己。当一个人完全面向自己的时候,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他那发自于内心的真诚。
我不知道,斯奈德他们是不是寒山的知音,但是,若就&ldo;忽遇明眼人,即自流天下&rdo;的角度来说,他们无疑是&ldo;明眼人&rdo;。虽然,斯奈德们在对寒山诗做解释的时候是有他们自己的选择的,是出于他们自身的需要的,但是,谁又能否认这又何尝不是对于寒山的一种认可呢?
然而,不管怎样,经由大洋彼岸的这个重新发现,寒山又重新回到了他的故里,这样的过程多少有点跋山涉水。但是,毕竟还是回归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将目光投注到这沉寂了千年的寒石山和寒山。这里,可能已经不复再有往日的那种清幽的感觉了。
2008年5月,我和钟玲女士、李钟美女士一起来到寒石山。对于我而言,已经数不清是第几次来了,她们倒都是第一次。李钟美是韩国学者,在北京大学读博士的时候,从事的是寒山诗版本的研究,是一位颇有建树的青年学者。而钟玲则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女性学者,她的身上有很多的光环,香港浸会大学副校长、著名女作家、剧作家等等。而对于我来说,更为重要的,正是她将寒山从美国带回了中国。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钟玲就读于美国维斯康辛大学比较文学系,攻读博士学位。而这期间,恰逢寒山在美国文化中受到热捧,可以说,来自寒山故国的钟玲,是这一场运动的见证者。1970年,钟玲在台湾《中央日报》的副刊发表《寒山在东方和西方文学界的地位》一文,虽然,在此前的1966年就有胡菊人在香港《明报月刊》上发表过《诗僧寒山的复活》,然而就影响力来说,远远不如钟玲一文。由此,在台湾,然后在香港和内地,寒山逐渐走入了公众视野。
寒山在中国复活了,这是当时钟玲和我说得最多的话,也是一定意义上她所给予我的最大鼓励,这种鼓励多少让我感到惶恐。而钟玲对于寒石山既有初识的欣喜,又带有深深的忧伤。因为,眼前的寒石山可能已经非寒山诗中的寒石山了,尤其是明岩,或者说寒山笔下的东岩。这一切也许是不可避免的。而钟玲则从心里真切地希望,希望有一天明岩可以恢复昔日山崖、幽谷、古树的美景,让中华子孙及海外慕名而来的日本人、韩国人、欧美人士,可以静静体会寒山笔下的奇石幽谷:
余家本住在天台,云路烟深绝客来。
千仞岩峦深可遁,万重溪涧石楼台。
将来究竟会怎样?谁都不知道,但是,我们和寒山一道,都曾经来过,也许这样就足够了。
(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