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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8章（第1页）

办这么一份专题性杂志，我担心的是一味专门，找来几篇书法论文一摆了事，连喜欢书法的读者都不受吸引。因此在起初的午茶中，我一再强调我的个人主张，要把杂志办得像一道酒席，开始时上什么小点，然后什么热荤，后来是大菜，甜品。他听了没作声，我担心在具体编定的时候仍会有争执，谁知却一直非常顺利。他一接受，就认真那样做，那样思考，有时还具体提出这一期怎么配搭。不过，我们每期都用不少时间讨论重点文章，重点碑帖。有争论，永远争论出好结果。

《书谱》创刊后，后应还好，渐渐地还引起远近朋友的注意。美国、日本、韩国以至世界各地都有读者来订阅。那时《书谱》还是唯一的中国书法杂志，冷门，但却跑遍全世界去敲知音读者的门。

每天他从长洲到湾仔来上班，我却不能每天都去。但大家合作上一直很好。

黄丰洲先生在印尼的生意忽然受挫折，原定的支持计划不能继续。但《书谱》以及《书谱丛帖》的工作已经铺开，我见李兄的面容多了一点忧郁，料想他会有些压力。好在开支一直还是很节省的，销量也在发展，一切似乎可以这样不错地发展下去，一切似乎都只在开始，但，一个突然的变化发生在第三个年头，七七年的春天。

那时，日本有个书法团体玄美书道会访港，书谱社邀请了几位本港书法家与他们举行雅集。访港团中有日本书法家宇野雪村、岸本太郎、奥平野牛、田村空谷、五村霁山等。能够有国际嘉宾到来，我们当然很高兴。雅集是用晚饭时间，我没有法子参加准备工作，只能在急急把报社工作做到一个段落之后，赶到北角世运酒楼楼头。一进门，就见到李秉仁兄在挥毫，神情很兴奋。我心想，他的劲儿又来了。他在那里写字，我赶紧招待宾客。我们作为主方，根本不够人手。

忽然，曾荣光兄跑来告诉我：李兄有点昏眩，也许是劳累疲乏了，现在先叫碗面让他充充空腹。

我仍忙着向许多陌生客人点头、招呼，完全没有想到会出什么事。但接着情形看来不对，曾兄连忙叫了救护车，把李兄送进了不远的东华东院。我们留下的几个支撑着场面，情形非常狼狈。

第二天去东华东院看他，他的床位在靠近骑楼的一角，看上去病况还算稳定。是心绞痛。

这以后的几个月，他的身体一直不大好。在这之前，他很少谈到自己的健康问题。记得有一次他说，昨天回去，在长洲痛快游了一回泳，晚上一觉睡得真香，舒服极了。我还以为他能这样做运动锻炼，身体挺好。现在发了这一次病，休息一下，可以慢慢恢复的吧。谁知，九月的某一天，他忽然进了玛丽医院，从医院打电话到我家，像平时一样语焉不多，但再次地说：“你要珍重，你也要珍重。”这句话使我觉得有点不祥的预感。我想，这两天里该想法子抽出时间去看他。但很快，就得到他的噩讯了。

梁披云先生悼诗：“艺文应不朽，年岁太堪伤。”

《书谱》第十八期，七七年十月号，登了这样一段文字：

李秉仁先生，福建厦门人，一九二四年出生，曾客居印尼多年。

李先生自幼酷爱书法篆刻，一九七四年与友好集资在香港创办书谱社，出版《书谱》双月刊，刊印碑帖，一心发扬我国独特之书法篆刻艺术。

李先生曾游出产寿山石福建寿山乡，探产石诸峰，久久不能忘怀。书谱创刊，作《寿山石随笔》，并以寿山石齐名。笔名史仲鹭。

一九七七年九月二十三日，李先生因心肌梗塞，不幸病逝香港玛丽医院。

就这样，忽然，许多事情画上了一个休止符。《书谱》仍然办下去（出了九十多期），但我们回到书谱社，觉得很不习惯，缺少了李兄，似乎缺少了许多东西。

我们几个参与过《书谱》工作的朋友，常说：“如果没有李秉仁，就不会有这本《书谱》。”这话的意思，固然是说他实际上做了许多开创的工作，但更深一层的感受是：如果没有他那样的一想定了就做，做起来再说的冲劲，如果没有他那一副“李秉仁性格”，那么这一份书法杂志，也许只存在于一次两次的闲谈中而已。

因此，每想起李秉仁兄，我又想：事情要做的，为什么不现在就做？

一九九六年九月二十六日

罗忼烈

钱穆先生

——忆旧游之一

承勋宗兄忽然打来长途电话，继之以传真，说正在替牛津大学出版社编一部《香港的人和事》。他知道有几位曾经“流寓”香港的老前辈如钱穆、廖恩焘、刘海粟、蒋彝诸先生，都和我有点交情，要我写一些有关他们的轶闻琐事，作为“谈助”。遗憾的是，我目前客居海外，关于他们的资料如书札字画照片都不在手边，无所凭借，事隔多年，记忆不免渐渐模糊了。甚至从前发表过关于他们的篇章，现在也记不起来。这里说的只是一点一滴不成片段的琐事。

钱穆先生别字宾四（一八九五—一九九○），江苏无锡人。是一位名满天下的史学家，著作等身，门人和私淑弟子遍中外，在香港住过二十年，创立新亚书院，后来成为香港中文大学一个重要的组合，对于发扬中国文化和发展高等教育贡献极大，是众所周知的事。

我认识钱先生是在一九四七年，同时还有唐君毅先生，也是香港人熟识的哲学家。那时候内战烽烟已经弥漫北国和江南，他们避地广州，到中山大学任教，所以我们有机会相识。当年的国立大学是用“金圆券”发薪的，一天贬值几次，当教授虽然不会死，吃苦却是准定的。过不了多久，王淑陶先生（已故）开办华侨大学于广州河南凤凰冈，薪金是以港币计算的，待遇很好，我们又一起“去故而就新”了。校舍是一所红墙绿瓦古式建筑的渠渠大厦，远离市区，起居饮食不很方便，虽有宿舍，常住是够闷的。在这以前，我在市区租有一层小洋房，一人独居，钱先生从凤凰冈出来，有时也住在这里。一起喝龙井茶，下象棋，往往到深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