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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2章（第1页）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徐正之带着写好的文章来到北京王府井，走访《人民日报》社。一位老编辑接待了他。当接待者知道徐正之来访的意图后，阅读了他的文章，并提出了三条处理文章的建议，请他选择。其三点建议是：一、将文章抄成大字报，张贴在北京街头;二、在群众办的小报上发表;三、由《人民日报》社代为转交郭沫若处理。徐正之采纳了第三种办法，当即给郭沫若写了一封信，要求郭沫若阅后对文章提出意见，并用&ot;挂号退还&ot;作者。

八月二十五日，郭沫若读了徐正之的信稿后，还写了一封回信，内容如下：

大作拜读了，谢谢您的指教。谨如嘱&ot;挂号退还&ot;。我自己也希望能成为&ot;一个彻底的&39;辨证&39;唯物主义者。&ot;凤凰每经五百年要自焚一次，从火中再生。这就是我所说的&ot;烧掉&ot;的意思。

看来，郭沫若&ot;烧掉&ot;的意思，就是&ot;凤凰再生&ot;、&ot;新生&ot;的意思。

&ldo;文革&rdo;中的郭沫若

作者：阚民

导火索在文艺界燃起，有人将批判矛头指向郭沫若&ldo;文化大革命&rdo;的风暴刮起于文化界。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20天后，《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由此揭开了&ldo;文化大革命&rdo;的序幕。

经过建国后一系列政治风波的郭沫若，预感到这嘲运动&rdo;来势凶猛，内心十分惶惑。一边，发动&ldo;革命&rdo;的是自己几十年紧紧追随的毛泽东，另一边，运动一开始牵连出来的就是自己几十年知之甚深的知交老友。说吴晗、田汉、翦伯赞这些人&ldo;反党反社会主义&rdo;，郭沫若怎么能接受呢?

文艺界的揭发批判让郭沫若感到十分迷惘和痛苦，唇亡齿寒，他预感到自己也在危崖边上。左右为难之下，郭沫若只好&ldo;退避三舍&rdo;。

1966年1月，郭沫若给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写了一封转请辞职的信：我很久以来的一个私愿，今天向你用书面陈述。

我耳聋，近来视力也很衰退，对于科学院的工作一直没有尽职。我自己的心里是很难过的。怀惭抱愧，每每坐立不安。

因此，我早就有意辞去有关科学院的一切职务（院长、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科技大学校长等等），务请加以考虑，并转呈领导上批准。

我的这个请求是经过长远的考虑的，别无其他丝毫不纯正的念头，请鉴察。

郭沫若的辞职未被批准。

他感到灾难的脚步正在向自己逼近。一些人开始把批判的矛头指向郭沫若。他们直接给郭沫若写信寄稿，对他的文艺作品和史学著作中的一些观点提出质问，有的问题上纲上线，措词相当刻保比如对郭沫若《满江红&iddot;领袖颂》中的&ldo;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rdo;，有人指责说：全国人民都唱《东方红》，你为什么要说&ldo;东方白&rdo;?用意何在?&ldo;国防文学&rdo;是投降主义的口号，你为什么在抗战的时候支持这个口号?

种种问题，有的令郭沫若啼笑皆非，有的令他十分气愤。

郭沫若说：让我那些文章，一把火烧个精光大吉尽管郭沫若对于&ldo;文化大革命&rdo;初期的批判活动很不理解，也很不满意，但他看了许多批判自己的来信以后，心情是沮丧而沉痛的。

1966年4月，林彪、江青一伙炮制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在《解放军报》公布了。他们全盘否定了&ldo;五四&rdo;以来，特别是30年代文艺工作以及建国以来文艺工作的全部成就，诬蔑建国以来的文艺界&ldo;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30年代文艺的结合&rdo;;声称要&ldo;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rdo;。

郭沫若的大部分成名作品是在&ldo;五四&rdo;至三四十年代创作的，建国以来他又一直位居文艺界的高位。《纪要》的严重指责不能不使郭沫若感到汗流浃背，坐立不安。

看来躲是躲不过了，不如先向自己放一把火。1966年4月14日，郭沫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扩大）会议上，听了文化部副部长石西民所作的《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报告后，在会上即席发言，讲出了当时令文化界颇为震惊的一段话：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说了这些违心的话不几天，郭沫若就到四川去了。他想回老家看看，缓解一下紧张的心情。

谁知，正在上海组织人马起草《五&iddot;一六通知》的康生，对于郭沫若的讲话发生了很大的兴趣。他通过电话，要求《光明日报》尽快发表郭沫若的讲话，要使这篇东西成为&ldo;文化大革命&rdo;的一发&ldo;信号弹&rdo;。最后，郭沫若的讲话稿被送到了毛泽东的办公桌上。毛泽东看了感到很好，这个时候正需要有声望有影响的人出来讲这样的话，于是大笔一挥，同意见报。4月28日，《光明日报》刊登了郭沫若的讲话，题目是《向工农兵群众学习，为工农兵群众服务》。5月5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讲话。

郭沫若要求&ldo;烧书&rdo;的讲话公开发表后，在国内外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国内知识分子读后瞠目结舌，一些造反派借此要求打倒郭沫若。国外反动势力利用讲话大肆反华，攻击中国。许多日本友好人士要求到中国访问郭沫若，看他是否被迫发表&ldo;烧书&rdo;言论。一时，弄得郭沫若狼狈不堪。郭沫若不得不出面解释他要自己&ldo;烧书&rdo;的意思。7月4日，他在北京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上，以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向与会作家阐述了中国&ldo;文化大革命&rdo;的意义和方针，同时，也为自己的讲话作了一番解释，说：&ldo;日本有一位批评家，说我是被迫检讨，要烧自己的书，比二千多年前焚书坑儒的秦始皇还要残暴和傲慢&rdo;，&ldo;我检讨了我自己……这是我的责任感的升华，完全是出自我内心深处的声音&rdo;。&ldo;作为对人民负责的革命作家要不断进行自我改造，不断进行严格的自我批评，在我们这里是极其平常的事。&rdo;

1967年8月，郭沫若在回复一位文学青年的信中，对于&ldo;烧书&rdo;的说法又作了一种新的解释。他说：&ldo;凤凰每经五千年要自焚一次，从火中再生。这就是我所说的&lso;烧掉&rso;的意思。&rdo;

然而，不管郭沫若如何解释他的&ldo;自焚&rdo;与&ldo;再生&rdo;，他的讲话在&ldo;文化大革命&rdo;的初期起到了不好的政治效果，被康生、江青之流利用推动了极&ldo;左&rdo;思潮的进一步扩张，而郭沫若本身也并未因此而逃脱&ldo;文革&rdo;的灾难。

两年中失去两个儿子，郭沫若仍需高声颂扬&ldo;文化大革命&rdo;就在郭沫若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在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上发言阐述&ldo;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rdo;的伟大意义时，北京大学已经开辟了一个专门批判郭沫若的专栏，那里贴满了&ldo;打倒郭沫若&rdo;的大字报。这与江青一伙放出的批判信号紧密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