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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6章（第1页）

新旧观念的冲突为历史的必然，实际的利害更为彼此的水火的主因。康有为本想透过他的学说来推动变法，丝毫不曾生效。卫道之士指《新学伪经考》惑世诬民，非圣无法，就是倾向维新的翁同龢亦斥为说经家的野狐，孙家鼐贵他学术不端，心术可疑。《孔子改制考》亦遭到相同攻讦。湖南举办新政早于百日维新一年，地方士绅，诋南学会提倡一切平等为&ot;禽兽之行&ot;，时务学堂为制造无父无君之乱党所在。北京方面有人说康想借保国会做民主教皇，又有人说他聚众滋事，图谋不轨，还有人说各省自保，国家将从此分裂。国是诏发布九天，新派的御史参劾礼部尚书许应骙阻挠新政。许痛诋康有为居心不可测。旧派的御史谓变法势将召乱，保国会徒保中国，不保清朝。这是新、旧派的公开斗争。

废八股为变法第一大事，引起的反对亦最激烈。如果八股废除&ot;势必触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之忌&ot;，等于断送了他们和现职官吏子弟的前程。次为兴学堂，旧派虽不便径行反对，但是此事连带涉及改书院、废淫祠，1而把持书院及依淫祠为生者，固然痛恨，迷信多神的男妇，亦为之哗然。至于裁绿营，及命旗人自谋生计，势必使身无一技之长的百余万人陷于绝境。

开制度局关系变法的根本，六七月间，流言纷起，说是将尽废军机处、内阁、六部、翰林院、都察院、卿、寺、督、抚、藩、臬、司、道，内外震撼，奕劻、孙家鼐力阻。中央各衙门及疆吏对于新政上谕敷衍搪塞，甚或不加理会。光绪屡颁严旨，饬令于交议事件，迅速议覆，应办诸事，限期执行，否则惩治不贷。复申诫各省督抚不得掩饰支吾，指名切责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谭钟麟、直隶总督荣禄

康以变法的进行不如理想，八月二十八日，再上一长达数千言的奏折，极陈时变之急、分割之苦，新政变而不变、行而未行之无益，制度局不开，零星散杂之无裨。光绪决采猛进政策，八月三十日，裁撤詹事府六衙门，鄂、粤、滇三巡抚及所有冗官，不少人因之失官，纷请慈禧保全。九月四日，以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及四侍郎阻挠该部主事王照上书，悉予革职，王照则不次擢升，举朝为之错愕。五日，加新党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卿衔，派为军机处章京，参与新政事宜，掌握政治实权。又二日，撤李鸿章、敬信总署大臣差，旧党益惴惴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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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在祀典之祠

康有为力主早日开设议院，九月九日，诏置三四品卿，三四五六品学士，以期集思广益。十三日，拟开懋勤殿，设顾问官以议制度。但情势的发展，对新党日益不利。康有为之弟康广仁说他&ot;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措太大，当此排者、忌者、挤者，盈衢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ot;

四、慈禧的第三次政变

慈禧成竹在胸，着着部署，待机而动，翁同龢的开缺与荣禄的出任直隶总督为显而易见之事。军机处实际归刚毅领导，总署仍是庆亲王奕劻主持，接近维新派的张荫桓遭受参劾。八月二十四日，上谕宣布慈禧、光绪定于十月十九日往天津阅兵。盛传届时将行废立。旧派承慈禧之意，与荣禄密商。新派日夜忧惧。但缺乏武力。康请仿日本之制，立参谋本部，选勇士与不二心之臣，由皇帝自行统驭，但为情况所不许可。

袁世凯自朝鲜归来，李鸿章派他会办辽东前敌粮台。战后他向督办军务处提出练兵计划。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得到李鸿藻、荣禄的支持，奉命督练天津小站的新军。第二年为人所参，赖荣禄之力，方获无事，可见他们的关系不同泛泛。袁亦不时奔走于翁同龢之门，百日维新行将开始之时，与翁深谈时局，慷慨自誓，俨然是位爱国志士，这时他已升任直隶按察使。康有为以袁颇知外事，参加过强学会，使人和他联结，袁表示对康极为钦佩，于荣禄则有不满之词。康信以为真，说光绪召袁来京，收备不测。

皇帝与近臣在懋勤殿议政并非创举，光绪以为应无困难。九月十四日，向慈禧请示，竟未获准，这是出乎他的意料之事。杨锐劝他对慈禧将顺，不可固执，变法宜有次第。光绪赐以密诏，说是太后坚持不肯变法，自己权力不足，如操之过急，&ot;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朕今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渐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而又不致有拂圣（慈禧）意。尔等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候朕熟思审虑，再行办理&ot;。看来态度渐转缓和。十六日召见袁世凯，擢授侍郎，专办练兵。十七日，二次召见，命与荣禄各办各事，暗示他可不受荣禄节制。同日，派康有为往上海督办官报局，以去反对者的目标，密谕以此举实有不得已之苦衷。十八日康与林旭、谭嗣同、梁启超等共商，决定劝袁举行政变。是晚谭嗣同访袁，说以诛荣禄、围颐和圆、保护皇上，以袁为直隶总督。袁答应将来光绪来天津阅兵时，即先于军中杀荣禄。谭满意而去。

李提摩太曾建议康有为延伊藤博文为政府顾问。八月初，有人奏请&ot;借才&ot;、&ot;联邦&ot;，聘东西各国名士，畀以内政实权，特别指名伊藤。如与日本联合，可长保太平之局，&ot;即合为一国，亦不为怪&ot;。九月中旬，李提摩太、伊藤博文接踵到京，又有人请光绪召见，宣示中、日和睦之谊，甚至用为中国宰相，因之盛传伊藤将任军机大臣或顾问大臣，旧党益为惶悚。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