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事件本身。
我脾气很好,更由于我疏懒的个性,导致我很容易原谅别人跟体谅别人的错误(我知道我自己很容易忘东忘西、莫名其妙地着急、爱拖时间等),但大怒之下,就会从臭屁往外跨线,变成其实我不怎么欣赏的自大。
我不敢说经过反省之后,我以后就不会使用这样的「力量」,但反省毕竟有收到一些效果,终究会有一些想法沈淀下来。
这个社会上,很多人都拥有这样的力量。
那些整天在电视上不断开炮的媒体人、名嘴、政客,很多都拥有公器的使用权,但随着他们每天不断使用那些力量,他们的影响力已逐渐边际效用递减------这种递减的效应,好像跟他们说的话是不是正确的没太大关系,而是他们一直一直在用,用的结果就是痲痹。
他们变成不是对与错、正义与邪恶的代言人,而是一种立场的容器。
比如李涛跟李艳秋,现在他们骂民进党一百句话,绝对没有十年前他们骂民进党一句话有力量。
比如郑弘仪,现在他骂国民党一百句话,绝对没有他专心主持新闻呱呱挖时期电国民党一句话来得有力量。
更显著的例子,体现在李远哲身上。
他八年前那惊天一语的力道,就是因为他几乎没有立场,也不曾动用过那股积蓄已久的超级力量。但这种力量一旦用了,几乎就只有递减的命运。今日李远哲使用公器的力量已大大不比当年。
好长的感想。
总之,我期许自己冷然克制不真正属于自己的力量,拥有内在的强悍。
关于「爱情,两好三坏」戏剧的改编初始
每一次创作的状态不可能都一样。
四十本书,就是四十种状态。
每次我回忆起「爱情,两好三坏」的创作过程,我就感觉到强大的痛苦。
真的,很多的痛苦。
细说从头。
我的经纪人柴姐自己开了间戏剧制作公司,每年都总要拍点东西,想要我写一个关于爱情的偶像剧(请问还有关于其它主题的偶像剧吗?)。我说好,当然好,因为看起来很好赚,二十集剧本用乘法乘一乘,收入比写书来要猛太多了。
然而编剧不是一个人的事,是一堆人的事。
我的剧本导演要认同,制片要认同,一起开编剧会的人也得点头。这显然与我一个人就能决定书的内容长什么样子的惯性相差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