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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4章（第1页）

拉丁人对君士坦丁堡的占领和劫掠。

在现代历史的进程中，希腊人对拉丁人的憎恶常常是显而易见、一目了然的。它最初来之于对奴隶制度的怨恨，在君士坦丁统治时期以后，又因得意于平等关系或支配关系而激化，最后更因他的反叛的臣民，宁愿去和法兰克人结盟，而一发不可收拾。在每一个时代，希腊人都因自己在世俗和宗教知识方面的优越性而引以自豪；是他们最先接受了基督教之光，是他们宣布了7次宗教大会的教义；唯独他们拥有圣经和哲学的语言：那些沉浸在西部黑暗中的野蛮人对高深的神学问题的辩论，根本无从开口。而那些野蛮人，他们反过来又讨厌制造出各种异端邪说的东部人的总安不下心和处处挑剔的轻佻，庆幸自己满足于保持使徒教会传统的简朴思想。然而，7世纪的西班牙会议和后来的法兰西会议，在神秘的三位一体的三位问题上，改进或破坏了尼斯会议决定的教义。在东部进行的长时间的论战中，对基督的属性和出身都曾仔细加以说明；而那人所共知的父与子的关系似乎也能让人的头脑感到一个模糊的形象。出生的概念与圣灵不完全适应，灵在正统基督教看来，不是神圣的赐与或属性，而是一种物质、一个人、一个神；他不是由父亲所生；而只是按正统的方式发生了。他仅仅生自圣父，或许由圣子而生？还是同时来之于圣父和圣子？希腊人坚持这两种观点的第一种，拉丁人坚持第二1种；而尼斯教义加上的fil-ioe一词便引发了东方教会和高卢教会之间激烈的不和。在这场争论刚发生的时候，罗马教皇们装着保持中立和温和的态度：他们谴责他们的阿尔卑斯山北部弟兄们的这一发明，但对他们的这种情绪却加以认可：他们似乎极希望给多余的探索活动蒙上一层寂静和仁厚的面纱；从查理大帝与利奥三世的通信中看，那教皇俨然以一位政治家自居，而那位君王则降到了一位充满激情和偏见的教士的地位。但是罗马的正教很自然地服从了世俗政治的政策，而那个利奥曾希望抹去的filioe一词却已被写进信条之中，在梵蒂冈的礼拜仪式上吟唱。尼斯和阿塔纳西乌斯教义被奉为天主教经典，没有它便谁也不能得救；现在罗马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必须承受并回敬那些否认圣灵同时来自圣父和圣子的希腊人的诅咒了。这类的信条不大好列入协议，但一些边远和独立的教会却有各自不同的有关纪律的规定；从情理上讲，甚至那些神职人员，也大都认为这种差异原是不可避免和无害的。罗马的体制或迷信要求它的所有教士和副主祭严格履行终身不娶的义务；而在希腊教会中，这规定则仅限于主教；这一损失由高尚的地位所补偿，或为年岁所消灭；那些教区的教士，那些爸爸们与他们在接受圣职之前所娶的妻子共享着天伦之乐。在11世纪，一个有关未发酵面包的问题曾经引起激烈辩论，不论在东部还是在西部，圣餐礼的本质的差异都在于使用发过酵的或未发酵的面包。在这部严肃的历史书中，我是不是也应该提一提针对在长时间中处于守势的拉丁人发出的激烈指责呢？他们忘了，按使徒的教1似即&ldo;和圣子&rdo;之意。‐‐译者页面义，不能吃被拧死的动物和血：他们每礼拜六还禁食，完全是犹太人的规矩！

在大斋期的第一周里，他们准许食用乳类和奶酪；他们中意志不坚定的僧人还大块吃肉；在没有植物油的时候用动物脂肪来代替：在洗礼中涂圣油或行涂油礼的做法还保留在这个主教团中；那些主教就像来教堂的新郎一样戴着戒指；他们的教士们全都刮光脸，只浸泡一下便算完成了洗礼。这些便是激起君士坦丁堡的最高主教的狂热的情绪，而被拉丁教会的学者们以同样热情加以肯定的罪恶。

固执和民族的怨恨对任何争论的问题都起着巨大的放大作用；但希腊教徒发生分裂的直接原因却可追溯到那些坚持人为那古老的大教区具有高于一切的至高权利的首席教士们，以及那在基督教世界大于一切的，居于统治地位的都城之间的角逐。大约在9世纪中期，一个充满野心的俗人福提乌斯，原是卫队长和机要大臣，依靠功绩和受宠而升任更为求之不得的职位，君士坦丁堡教区主教。在知识方面，甚至在教会知识方面，他超过了同时代的教士；他的高尚德行也从未受到过指责：但对他的这一委任过于匆忙，他的升迁也不合常规；而他的那位被挤掉的前任依纳爵还仍受到公众的热情拥护和他的顽固的追随者的支持。他们因此向最骄傲、最有野心的罗马教皇尼古拉一世的法庭上诉，尼古拉立即抓住这个求之不得的机会，以便审判并加罪于他的东部对手。他们的争执更因在保加利亚国王与民族的管辖权问题上发生冲突而加剧；他们新近对基督教的皈依对这两位高级教士全都毫无用处，除非他能计算出在自己管辖范围内的改变信仰的臣民的人数共是多少。那位希腊主教在自己的法庭的帮助下获得了胜利；但在疯狂的竞争中他却又免去了圣彼得的继承人的职务，而使拉丁教会受到制造异端邪说和分裂的谴责。福提乌斯为求得一段暂时的、不稳定的统治，断送了世界和平：他与他的庇护人恺撒&iddot;巴尔斯达一同倒下；而马其顿人巴西尔，却在恢复在年龄和身份上一直未被尊重的依纳爵的职务上，扮演了主持正义的角色。福提乌斯从所在的修道院或斗室中，通过悲伤的请求和机智的奉承，求得了皇帝的欢心；而在他重登君士坦丁堡的宝座时，他的对手们可无时不保持高度警惕。在巴西尔死去以后，他又饱尝了宫廷沉浮之苦和一位皇家学生的忘恩负义：这位主教再度被黜，在他的最后的孤独时光里，他可能不免会怀念世俗的致力于学业的生活。在每一次变革中，当权者的一声咳嗽或略一点头都全被顺从的教士视为命令；而一个有300名主教参加的宗教会议，会随时准备为神圣的或可诅咒的福提乌斯的胜利欢呼，或为他的倒台落井下石。一种虚幻的得到帮助或奖励的许诺，诱使教皇们对这类的种种活动都加以默认，君士坦丁堡会议也通过他们的信件或使节予以批准。但是朝廷与人民，依纳爵与福提乌斯，都同样反对他们提出的要求；他们的使臣或被侮辱或被监禁，圣灵的列队仪式被遗忘；保加利亚永久成为拜占廷王朝的附庸；由于他们对一个不合常规的教区日益增长的教职人员的严厉批评，分裂的局面更长期继续下去。10世纪的黑暗和堕落中止了这两个民族的相互交锋，但并没有使他们在思想上和好。但当诺曼人用武力使阿普利亚的教会重归罗马管辖的时候，一封来自这位希腊主教的无礼的信则警告那些纷纷离去的教民，应避免并唾弃拉丁教徒的错误。罗马的日益提高的威严已使它不能再容忍一个叛贼的侮辱；而米哈依尔&iddot;凯鲁拉里乌斯也被教皇的使节，就在君士坦丁堡的中心地区，革出教会。他们一怒而去，在圣索菲亚的祭坛上呈上恶毒的控诉书，其中列举出希腊教徒的7条该死的异端邪说，并把那些罪恶的教师和他们那不幸的宗派统页面统归入万劫不复的魔鬼和他的堕落的天使们一伙。根据教会和国家发生的紧急情况，有时也曾恢复友好的通信联系；信中也假装使用一些仁爱与和睦的言词；但是希腊人从未放弃他们的错误，教皇们也从未撤消他们的判决；我们可以把这一睛天霹雳视为分裂最终形成的。它一次次被罗马教皇的雄心勃勃的行动步聚所扩大：皇帝们都对他们的兄弟王国日耳曼的可耻命运感到羞愧和恐惧；人民则对拉丁教士的世俗权力和军事生活感到十分震惊。